林彪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插手的。
前几年一直在称病的他，开完成都会议回到了北京。听有关人士向他讲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要亲自出马了。
关于这段历史，林彪自己有个说法，我们可以拿来作很好的佐证。他在一年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某某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向毛泽东作汇报——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有研究者曾经作过如下的探讨：
毛泽东之所以认可在军队内部大反教条主义，是有历史背景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和后来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职务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对军队的事情特别是和平时期的事情要有所考虑。
国内有些人的风言风语，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一些影响。据传，有人曾经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还有人私下里议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
传说不足信，但人言可畏，对这些毛泽东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林彪是很善于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讲话的。当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了争论，他就在节骨眼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20世纪60年代，我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出来讲了一通毛主席的好话……
这次，也是他到毛泽东那里讲了一通话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话是很有几分相信的。这也是他多年来对林彪观察的结果。否则，他就不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名林彪做中央副主席了，也不会后来选他做接班人了。
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建国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例，刘伯承拖着病体，到怀仁堂去作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后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公开否定了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军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四大”，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全国的形势是日新月异，军队也应该有点新的气象嘛!
对这种形式，大多数同志是有抵触的。程世才中将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弹，但我不当炮手!这种说法自然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一个阶段，人们还是可以讲话的。不管认为教条主义有多少，都还可以鸣放。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很有点煽动性。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
林彪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明眼人越看越清楚，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两帅——刘伯承和叶剑英。而刘伯承又首当其冲。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了有关人士的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讲着来了兴致，不管在座的有没有刘伯承的同级或下级，对刘伯承的历史作了一番评价，哪些有功，哪些是过。且不说他老人家的评价有些本身就站不住脚，就连他讲话的场合也是不对头的。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进一步升温，后来发展到了叫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刘伯承本来是在外地养病。他接到会议的通知以后，不得不赶到北京。
离开南京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了预感，他一夜未眠，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红得让人感到害怕。
医生说：“首长，您的身体……”
他说：“不要再说了，上路吧!”
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车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眼压达到了70多。
来接他的同志自然不失礼貌，但元帅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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