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这么说，会开成什么样子，他心中没有底。他和警卫员、秘书交代：“到了那里我记不下来，你们帮助我记一记。”
为安全起见，他坐上了负责警卫的吉普车，而他平时乘坐的轿车上是秘书和工作人员。
踏上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谭老板感慨万千：他多次在这里出席重要会议，会见外国来宾，而且常常是神采飞扬。今天，他却来这里出席批判斗争会，怎能不感触颇多。
“批判就批判嘛，有什么了不起?”事后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学生、造反派，我又不是没有见过。并不像洪水猛兽那么可怕。谁知……”
他不愿再说下去了。他的脸上表现出很复杂的神情。
据目击者说：那天人民大会堂的会议气氛十分热烈，口号声此起彼伏。批判稿有点“火药味”，都可以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 一位徐娘半老的女性。
当这个女性跳上台的时候，谭老板扫了她一眼，那目光里充满了藐视——他们是老熟人了。
她曾在老板所管辖的农业口工作过一段时间。她的丈夫是一位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老革命”。在李富春副总理家议论“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时，他也参加过。后来在“路线斗争”中，站在了江青一边。谭老板对他们两口子可说是一肚子气。
这位女性跳到台上，揭发批判谭老板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可谓“字字血，声声泪”。谭老板想回敬她两句，可会上又不准被批斗者讲话。谭老板只好忍着。
谁知这位女性俨然一个大泼妇，批判到火头上，蹦着蹿着来到谭老板身边，挥起她那双想扭转乾坤的手，朝着谭震林打来……
这一巴掌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命令!
马上有几个男人，冲上台直奔谭老板。
几乎与此同时，跟随谭老板多年的警卫、秘书以及保卫人员喊着：“不许动手!”“凭什么打人!”也往台上冲。
这时，坐在台上的李先念副总理正听旁边一个干部说话，听到喊声，他抬头一看——
已经有几个人揪着谭震林胳膊，狠劲往下按他的脖子。一边按，一边喊：“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谭老板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头可断，头不可辱!他梗着脖子，质问那些人：“你们要干什么?!”
“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谭老板怒目而视，牙齿咬得格格响。
李先念高声喝问：“你们干什么?”
但刹那间，他们揪的揪，推的推，把65岁的谭震林“打倒“在地，还有人残忍地踩了几脚!
李先念同志站起来抗议：“你们这样搞，我马上退出会场!你们和周总理有协议的，不准搞武斗!”
主持会议的人怕事情闹大，不好交代，赶忙说：“先念同志，我们马上制止!”
谭震林已经被警卫人员扶起来，他吐一口唾沫，张了张口，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事后，他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是对我谭震林人格的污辱!”
堂堂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就这样被一帮无耻之徒凌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的“大民主”。不要说谭老板是个老革命，即便他仅仅是个65岁的老人，也不应该用这种非人性的手段来对待他!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带头打人者不是黄毛小儿，也不是一哄就上的毛头小子，而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女性。
疯狂的政治运动使人变得毫无人性。
当谭老板被跟随多年的警卫员沈凤云扶着走回家里的时候，葛惠敏和孩子们都围了上来。
他们见谭老板脸色不对，很不合时宜地问：“爸爸怎么了?”“爸爸生病了吗?”
谭老板拨开众人说：“我没事!”
沈凤云忍不住了，他说：“还没事呢，让……”
他终于说不下去，两行眼泪挂在了胖胖的腮边。
葛惠敏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首长让人家给打了……”
老沈哭了起来。小点的孩子也跟着流眼泪。
谭老板走进自己的那间办公室，回过来安慰人们：“没有你们的事，我也没有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笔者访问谭老板的警卫沈凤云的时候，这个老同志因中风偏瘫在床上，说起这段经历来，眼眶里盈满了泪水。说话的声音也断断续续：“老头挨打……那天……我哭了……”
人民大会堂的批斗会后，谭老板还曾被揪到农业大学批斗过一次。详细经过，我们不再赘述。
谭老板这之后的日子，似乎是越来越艰难了。家里先后几次被搜查，他个人的行动也要受限制。1968年3月，江青在工人体育场的10万人大会上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之后，他的境遇更进一步“升级”了。
谭老板本人，被所谓“专案组”严格控制起来，不得与任何人接触。
谭震林的家立即搬出中南海。他的妻子葛惠敏因不堪忍受动乱的折磨，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送进了公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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