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敌营长把张开荆叫去，很有几分客气地对他说：“国共合作了，你们整编成新四军，在山上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不如把游击队带下山来，在瑞金城整编。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解决。”
张开荆知道这是圈套。对敌营长说：“这恐怕不行，我们没有接到下山的命令。”
敌营长说：“你们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现在下山正好。”
……
张开荆被他纠缠了好久，才答应说，考虑考虑再答复。
回到被押的地方，张开荆向谭震林汇报了情况，并且提出建议：利用敌人这次机会，把游击队带到龙岩方向去。
谭震林表示同意。叮嘱张开荆，回去后赶快把队伍带走。隔了一天之后，敌营长又把张开荆押了去。
“考虑得怎么样了?”
“让我回去，我没有把握把游击队带下山来。”
“你怎么能说没把握，只要你肯带，就能带下来。”
张开荆故意对他说：“你非要我去，我就去试一试吧。”
“去了，肯定能带回来。”
张开荆说：“只能试试看。”
“好!一言为定。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晚咱就结拜为兄弟，你年长，为大哥;我比你小，是小弟!”
张开荆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赶忙说：“我们从来不搞结拜兄弟这样的关系。反正我回去后，尽快把队伍带下山来就是了。”
“你要是不同我结拜兄弟，就是没有诚意。”
“你看，结拜不结拜兄弟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队伍带下山来。”
……
两个人蘑菇了半天，没有结果，敌营长答应让张回去考虑考虑。
张开荆又去向谭震林汇报。谭震林问他的意见，张开荆说：“不答应和他结拜兄弟，他不会放我回去……为了挽救游击队，我看可以答应他，只要放我回去了，就不由他了。我马上把队伍带走。”
谭震林从策略上考虑，对张开荆说：“同他拜把子以后，尽快回游击队去。回去后把情况说清楚，以后进行动员，力争后天晚上把游击队全部拉到龙岩去整编。”
张开荆根据谭震林的指示，同敌营长喝鸡血酒拜兄弟之后，返回了游击队，很快带着队伍开赴龙岩。
与此同时，温仰春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电台，带着报话人员返回龙岩的路上，也被扣在了瑞金。邓振洵、李坚真到龙岩办事，途中听说谭震林被扣，急忙返回瑞金，以新四军联络参谋的身份，与黄才悌交涉，要他们放人。黄才悌不仅不放，反而把他们也扣留下来。
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复杂。新四军池江办事处、龙岩办事处都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项英也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了急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全部人员。
谭震林、温仰春也和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让电台发报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到电报后，也和国民党江西保安司令部交涉。
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由江西保安司令部发电，命令瑞金当局释放被押人员，批评他们的行动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样一来，黄才悌害怕了，赶忙归还了枪支弹药、电台以及印信、符号等物件。还摆了一桌酒菜，赔礼道歉。
既然对方已经承认错误，就应该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这是人之常情。况且又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也不能不依不饶。这与坚持原则是两回事。
所以，谭震林对他们说：“这也不能全怪你们，你们不了解情况，我们事先也没有通知你们。”
“怪兄弟无知，实在抱歉抱歉，望今后团结合作，一致抗日。”
谭震林不失时机地宣传新四军的政策：“团结抗日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两党团结一致，中国就有希望。”
……
这就是“瑞金事件”的前前后后。说谭震林是叛徒的人，先是抓住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一行人释放为由，认为这其中必有交易，否则怎么能释放他们?
搞来搞去，查来查去，觉得这个问题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又提出谭震林让游击队的负责人和敌人拜把子，是叛徒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许你为自己辩护的，谭老板就是有一千条理由，也无法说清。
好在当时毛泽东并不糊涂。他认为，说谭老板是“叛徒”，缺少确凿的证据。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中间又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当然这种保护是有策略、有巧妙办法的)，所以，一直没有像对待刘少奇那样，向全党全军发文件，说谭震林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权威可说是至高无上的，但也不能说他一手遮天。有些事情，他说了，也未必算数。尽管他在谭老板的“叛徒”问题上没有表态，“江青反革命集团”却依然在全国造成了“谭震林是叛徒”的广泛影响。
为肃清这种影响，中共中央于1980年1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为谭震林平反的通知。谭老板身上被泼的污水才得以洗清。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正直的人让谭震林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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