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她还会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对红卫兵们卖关子：“你们一定想知道毛主席最近的情况，我告诉你们，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
因而，谭老板不能不考虑，江青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呢?即使是这样，让她上跳下窜总是不正常的。但这些想法又没有正式的场合能够提出来，只能和老同志们发发牢骚。
然而，此时的江青并不知道人们对她有各种各样的反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马屁精当着她的面极尽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明确批评她的，缺少“自知之明”。而那些对她很有意见的人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给她提。所以，她自以为了不起，愈来愈自我膨胀。因此也就同许多人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直至这种矛盾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
江青怎样看待谭老板，我们不得而知。她想拉拢谭老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点，她自己也不否认。在“打倒谭震林”的声浪中，她还承认，她“保过谭震林”。谢富治也曾亲口对谭震林说：“老板呐，江青同志一直是保你的。”只是谭震林根本不买账，说：“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工作，我不要她保。”
在不少人看来，谭震林是紧跟毛泽东的。井冈山时期，他们就有密切的接触。毛泽东挨整失意，谭震林也跟着倒霉。调到北京工作，也是毛泽东点的将。毛泽东器重的人，能不跟江青搞好关系吗?不管别人怎样想，反正江青是这样想的。
她认为，谭震林应该像谢富治一样，俯首听命，跟着她的指挥棒转。
她认为，她保过谭震林，谭就应该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她错了。
她虽然很敏感，却没能看透谭老板是怎样一个人。她和陈伯达去找谭震林的那次，才使她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前夕，形势很是紧张，各路“造反派”已经开始行动，局势发展很难预料。最高决策层对上海以及华东很有点不放心。谁能去稳定华东的局势呢?
有人想到了谭老板。
他曾经在华东局工作过好几年的时间，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应该算一个“老华东”了。
派他去上海坐镇，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有利的选择。
谭老板好像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在人事问题上，他相信组织。只要组织上没有谈话，他就不相信。当熟悉的人来问他，是不是要去华东的时候，他只是笑笑，说：“奇怪了，我怎么不知道?”
他没想到正式找他谈话的会是这两个人——江青和陈伯达。
那天夜晚，天气很冷，好像还飘着小雪粒儿。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已经是11点多了，谭震林拿起黑色的呢子帽，走出会议室。刚走到楼梯口，听到背后有人叫：
“谭震林同志——”
是江青的声音。谭震林站住，江青已经追了过来。
“请等一会儿，伯达同志和我找你有事。”
谭震林转身和她一块走进了会议室。还没有坐定，陈伯达来了。
“他们找我有什么事?”谭震林想了很多。可能性最大的是关于农业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自从“十六条”正式公布以后，农业口的运动发展很快，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造反”组织“造反”队伍，把农业口搞得乱糟糟。谭老板想把运动纳入他的轨道，难免要表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因此，有人认为他压制群众，压制革命，向“中央文革”接待站告了状。谭老板打定一条主意，他们爱怎么谈就怎么谈，反正农业口的运动不能让他们插手。
谭老板这样想着，江青、陈伯达互相推让着：“你谈吧。”“你谈你谈。”最后江青摆出主席夫人的架子同他谈话了：
“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你到这里来，你大概已经猜到了为什么。”
谭震林不习惯她这种谈话的方式。故作不知地问：“你们是不常找我谈话的，该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吧?”
陈伯达说：“我们是奉命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江青同志说吧——”
“上海方面，运动怎么搞?陈丕显他们怕是不行了。自从柯老(柯庆施)去世以后，华东方面没有人能镇住。所以，主席考虑让你去上海。”
谭震林觉得有些不对头。这样的人事变动，即使不是主席亲自谈话，也该由总理出面谈一谈，怎么叫这么两个人来谈?江青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就凭着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就可以代表党的主席来谈话?这总是不大正常的吧?
反过来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很多，也不必大惊小怪了。况且人家已经说了，是代表主席来谈话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就在谭震林迟疑的一刹那，江青又说话了：“你准备准备，定下来就可以去了。你爱人葛惠敏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不要跟去了，等以后再说。”
听到此处，谭老板心里有点火。他忍不住问一问：“葛惠敏有什么问题?”
江青看看陈伯达，陈伯达看看江青。他们没有估计到谭老板会来这么一句。陈伯达有些尴尬地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还是先考虑去上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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