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说，尽管伊罗生反对斯大林，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编辑《中国论坛》的两年时间里他受到过中国托派分子的影响，因为当时他们要么被关在监狱，要么支离破碎，影响甚微。伊罗生和格拉斯也都不十分了解斯大林—托洛茨基围绕中国而发生的争论，直到从莫斯科正式渠道的消息得知，陈独秀这个过去幻影般的人物1932年重新出面，成为中国地下的托派反对派领袖。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对陈的谴责，但伊罗生拒绝在《中国论坛》上发表。
可以说，伊罗生在北京与刘仁静的合作，是伊罗生在中国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意想不到的真相显露，令伊罗生时常处在惊奇之中。
刘仁静在上海便与伊罗生认识。他的英语流利，对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也了如指掌，并且有大量资料充实他的见解。当伊罗生夫妇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刘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和所有托洛茨基交给他的材料，搬到他们在大羊宜宾胡同一号的四合院。在翻译江西资料的过程中，伊罗生和刘仁静在北平地下组织帮助下日夜工作。这是充满着危险也令人痛苦的工作。具有重要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料，由化名的共产党人送到四合院来。据维奥拉回忆，其中有一位“王小姐”，她带来了1927年大革命以来没有人见过的一套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它们一直埋在1927年被埋葬的那些牺牲者的坟墓旁边。后来由刘仁静在北平一带的托派同志挖了出来。
刘和伊罗生一页一页翻阅整套文件，刘逐页向伊罗生叙述该页内容。当确定感兴趣的目录后，他便翻译出来，由伊罗生打成英文。用这种方式最终完成了一千多页打字纸的资料。就这样，在刘仁静的帮助下，伊罗生回溯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他获得大量所需要的材料以揭示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补充着他已有的江西材料和斯大林—托洛茨基的材料。
1935年3月,刘仁静和夫人、孩子在北平火车站被捕，当时他们正准备乘车去南方。在例行的行李检查中，警察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这是刘仁静粗心大意放在行李里的。经过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一位美方负责人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的疏通，刘的夫人和孩子很快被释放，而刘的命运一直是个谜，直到好多年后伊罗生才得知，在日本侵占南京前夜蒋介石政府迁往武汉时，刘仁静和其他在南京的在押犯才一起从南京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刘仁静全家的被捕使伊罗生受到沉重打击。他同时感觉到，研究这样一些具有爆炸性内容的违禁材料，处境非常危险。他和维奥拉决定，该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了。1935年6月，他们带着十箱档案材料和已完成的部分手稿，在上海乘坐邮轮前往马赛，从那里开始了他们的欧洲之行。在巴黎，伊罗生访问了法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特雷特(Albert Treint)，拜访了一些托派分子，并用一些时间在国家图书馆研究中国大革命。
1930-1935年第27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4)
4
伊罗生所做的最艰苦的努力，是寻找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发表的一次关于中国大革命的演讲记录。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伊罗生的重要目的是研究以往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简报《国际新闻通讯》(Inpercorr )，以便能够从外国的报道中，找到一些材料来证实他对中国资料所做出的事件归纳。立即引起他注意的是，这套简报中缺少的一期，正好出版于上海大屠杀之时。其中有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的演讲摘要，当时他反驳托洛茨基对支持蒋介石的批评。这一演讲是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发表的。(参见本书《宴会在喧嚣进行》一章引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转向，在上海镇压工人，随后发动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并把所有苏联顾问赶出中国。兰德说，这样一来，斯大林的这段话便成为人们责怪斯大林的一个明显证据。谁最终被“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当然不是蒋介石。对每个听到过这个演讲的人来说，斯大林对局势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斯大林的演讲，发表于蒋的叛变之前一个星期，这表明他的中国政策一直大错特错。这个演讲，在斯大林的同志们看来显然令人困惑不解，甚至动摇着斯大林对苏联领导权的铁腕控制。不过，斯大林狡猾地压下了这一演讲，从未将之公开发表。5月，在共产国际第八次会议上，斯大林受到托洛茨基的一位同党乌尤维克(Vuyovitch)的挑战，他要求斯大林对其演讲作出解释。他在讲话中所作的简短说明说:“斯大林同志总是有机会修改其失误和忽略之处，然后才将其速记记录放在我们面前。”斯大林回避了这一圈套，乌尤维克是想借此迫使斯大林承认是他错误判断了蒋介石。除了乌尤维克的说明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斯大林做过这样一个演讲，因为所有速记记录都不再存在。托洛茨基在同一次会议上指出:“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一演讲的记录件，但是我的痛苦和努力落了空。”
遗失的这段讲话是促使伊罗生反对斯大林的一份重要证据。他认为在与托洛茨基争权斗争过程中，斯大林一直在巧施伎俩毁掉了中国的大革命。伊罗生知道《国际新闻通讯》发表过这一演讲，他决心亲自找到它，因为这是直接出自斯大林之口的一份确凿证据，说明他实施着毁灭性的中国政策，而随后又掩饰其痕迹。伦敦是伊罗生的下一站。伊罗生在大英博物馆又发现，当一整套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拿到他面前时，同一期简报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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