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束。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翻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则与端纳当时活动有关的电文。
一则是12月15日的《孔祥熙关于端纳抵陕谒见蒋介石情形致龙云密电》:“顷接端纳自西安电话报告，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
一则是12月16日的《何成浚关于端纳由西安回洛阳及其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龙云密电》:“本晚端纳顾问回洛梗况:委座已前往张学良住宅之后楼，本日将移较舒适之处，器具甚好。端曾陪张见委座，所商皆政见问题。委座初甚愤，以后表示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而对方认为无保障，要求孔部长来商此事。现蒋夫人之意，孔有心脏病，不能来。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顾墨三来西安。今后如何决定，尚不得知，等语。”
仅从这些密电即可看出端纳在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这一声明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给了端纳，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很遗憾，听说端纳没有写个人回忆录。二次大战后，他因病死于上海，带走了太多内幕。也许，他早就做出了对西安事变中他为之斡旋的全过程保持缄默的承诺。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中，了解他的行踪和作用。这方面的故事描写已经很多，关于他的传记也不止一种，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挖掘出他的资料，找到他的日记、信件，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意外发现。
1936年第32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5)
8
斯诺等外国记者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新闻封锁，如今轮到几个外国人来参与打破。
最先担任西安政府方面电台的英文播音的是史沫特莱。在经历了事变当夜的紧张慌乱之后，史沫特莱先是帮忙抢救伤员，随后便积极投入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行动的工作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在电台报道西安方面的动态。她回忆说:
这时南京电台在宣传蒋委员长已经遇害身死，红军占领了西安，西安发生了抢劫和强奸事件。为了驳斥这种无耻谰言，一位报纸编辑开始以华语广播，而由我负责做英语广播。我的报道内容包括访问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红军代表和救国会领导人的报道和有关西北近况的消息。
我的言论使南京政府颇为不快，几个月后我听美国报纸几位记者说，驻在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官员甚至曾经宣布他们决定要驱逐我。南京的一位发言人在接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声称，我的言论具有“强烈支持统一战线以及其他违背政府既定方针的主张”。
在经历了最初两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史沫特莱的行为受到压力，不再适合播音。正在此时，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从北京来到了西安，他接手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上海赶到西安的王安娜，也成了电台的德文播音员。与史沫特莱的回忆相比，他们两人对电台现场的描述要生动和详尽得多。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这时候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里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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