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六点是章卫平起床的时间，他洗完脸，刷完牙，李亚玲就来了，她的肩上斜背着印有红十字的医药箱，这个医药箱随时随地跟着她，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她就要出诊。医药箱里放着治头疼脑热的常用药。
早晨播完国际、国内的大事，李亚玲就算完成了任务，然后来到她的那间医务室。医务室里永远散发着淡淡的酒精和来苏水的混合气味，这种气味已经成了李亚玲身体里的一部分。章卫平很喜欢这种气味，有时他真说不清这种气味是来自医务室，还是来自李亚玲的身体。
白天没事的时候，章卫平会晃悠到医务室里站一站，有就诊的病人时，他会立在一旁，看李亚玲给病人量体温或开药打针。没人的时候，他就坐在本应该就诊人坐的椅子上，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李亚玲说上几句话。
他说：亚玲，你这工作真不错。
李亚玲这时就从《赤脚医生手册》上抬起头来，冲章卫平淡淡地笑一笑道：农村的赤脚医生，没什么前途。
两个人经常就城乡差别争论不休。李亚玲高中毕业，她别无选择地回到了本村，她对章卫平在城里待得好好的，反而来农村一直不解。她不明白，章卫平为什么喜欢农村。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对城市的向往和渴望就像鱼于水、鸟于森林那般的迷恋和向往。他们抱怨父母没有把自己生在城市里，而是生在了农村。李亚玲作为高中毕业生，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有着许多理由。现在她是一名赤脚医生，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她不甘于现状，她觉得自己一定有机会离开放马沟，去城市生活。
城市是多么美好哇，有高楼、电影院，还有公园;城里人睡的是床，农村人只能睡火炕：城里人穿的永远是光鲜干净的，而农村人在城里人的眼里，只能是顶着高粱花子的土包子。李亚玲和所有农村有志青年一样，把有朝一日进城当成他们永远的梦想。
她经常这么问章卫平：你为什么要来农村?农村有什么好?
章卫平每次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这是章卫平真实的想法，城里是什么，他还没有吃透，但那个军区大院他是吃透了，他在军区大院感到压抑，不论做什么事，都有人在管束。他支援越南战场的想法夭折后，就开始转移了自己的兴趣。那时他对农村并不了解，他本想去参军的，没想到的是，父亲章副司令让自己的秘书和警卫员把他押送到了农村。刚开始他是反感的，甚至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因为他知道，父亲的秘书和警卫员是不可能在农村看着他的，只要他们一走，去哪儿还不是自己说了算。可他一来到农村，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农村的广阔天地，真是大有可为。这是他的真实心情。在农村他很快就找到了自身价值，他当民兵连长，手下有一百多号民兵，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愿，让这些民兵们展示作为民兵的价值。这在城里和军区大院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后来，他又做了放马沟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放马沟大队有两三千人，这些人都归他一个人领导。章卫平在初级的权力欲望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刚开始，他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单枪匹马地想去越南，参加那场激动人心的抗
美援越的战争，如果当初的想法有些天真幼稚的话，几年的农村生活让章卫平成熟了，更实际了。现在他的理想由原来那可望而不可即、高高飘在空中的风筝，变成擎在他手里的一把“伞”，这把伞他看得见也摸得着，实实在在。二十岁的章卫平是踌躇满志的，他要带领放马沟大队的全体村民，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精神经常激励得章卫平热血满腔，常常是夜不能寐，理想在漆黑的夜里纵横驰骋。
他对李亚玲这些农村青年想离开农村，一心奔城里的想法很是不解，正如李亚玲不了解他的想法一样。
傍晚的时候，放马沟大队的高音喇叭里也会响起李亚玲的声音。这次播报的不是国内外的大事，而是壮怀激烈的诗词。这些诗词也是章卫平精挑细选的，像“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等。他把这些诗词选出来后，让李亚玲播送出去。李亚玲不愧是高中毕业生，领悟能力很强，总会把这些诗词念得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李亚玲在念这些诗词时，章卫平在一旁一边吸烟，一边陶醉地望着李亚玲。
李亚玲播送完一遍，便关了扩音器，然后征询地望着章卫平，章卫平就挥挥手说：再来一遍。说完还把自己的水杯往李亚玲面前一推，他的意思是让李亚玲喝口水，润润嗓子，好让她的声音更加滋润。李亚玲不喝水，只咽了口唾沫，便又一次打开扩音器，声情并茂地朗读那些壮怀激烈的诗词。
做完这一切时，外面的天就已经黑了，李亚玲似乎不急于走，章卫平就搬了一张椅子放在火炉一旁，让李亚玲坐下，自己也坐下。炉火红红地映着两个人，他们都没有提出开灯，两个人冲着炉火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李亚玲就说：你真的不想回城里，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章卫平就认真想一想，肯定地点点头。
李亚玲就很失望的样子，伸出手在炉火上有一搭无一搭地烤着。
章卫平就说：你也安心在农村干吧，农村需要我们这些有知识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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