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一个年轻人径直走到他身边，用温和的语气说：同志，这里没有人要磨刀。你别在这儿喊了，你的喊声已经影响领导办公了。
年轻人从县委出来向他走近时，他的一颗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他站起来，激动地等待着。没想到，人家是在撵他走。他冲年轻人失望地点点头，从那以后，他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望着进出县委大院的人们。
今天，杨铁汉穿着簇新的衣服出现在县委大院门口。他停下脚步，抻了抻衣服，继续往前走去。门卫及时地拦住了他：同志，你不是那个磨刀师傅吗?你有什么事?
他望着门卫，声音洪亮地说：我要找县委，找书记有大事汇报。
门卫又把他仔细地打量了，说一声：你等一会儿。
门卫拿起电话说着什么。很快，一个年轻人从楼里走了出来，门卫介绍道：这是县委的朱秘书，有事你冲他说吧。
他见过这个朱秘书，就是那个撵他走的年轻人。朱秘书自然也认出了他，朱秘书见到他就笑了：师傅，今天不磨刀了，你找书记有什么事?
他望着眼前的朱秘书就有些激动，当年他的下线小邓差不多就是朱秘书这个年纪。他是亲眼看着小邓被敌人五花大绑押赴了刑场。看着眼前的朱秘书，恍似见到了小邓，他一把抓住朱秘书的手，哽着声音说：同志，我要见书记，我有大事要向书记汇报。
朱秘书还是那副表情，不急不躁地说：书记很忙，有什么事你就和我说吧。
他望着朱秘书感慨不已，自己搞地下工作时朱秘书也就是个孩子，他摇着头说：这事跟你说不清，要是书记忙，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什么时候忙完工作，我再见他。
朱秘书拍拍他的肩头，说了句：好吧，我跟书记汇报一下。
朱秘书走了。不一会儿，朱秘书又回来了，冲他说：你跟我来吧。
他随着朱秘书上了楼。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朱秘书冲他说：这是县委的秦书记，有什么事你和书记谈吧。
他站在县委书记的面前，内心一阵翻腾，眼前就是自己夜思日想的组织，他的喉头牵动着，嘴角颤抖，有许多话要对组织说，千言万语却又无从说起。他面色潮红，情绪激动地站在秦书记面前。
秦书记陌生地打量着他，温和地说：同志，你有什么事?
他艰难地说：我要寻找组织。
秦书记就把手里的笔放下了，翻阅的文件也放下了，一脸不解地看着他：组织?什么组织?
他横下一条心，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报告秦书记，我是地下交通员，我的上级是老葛，下线是小邓，他们都牺牲了，我和组织就失去了联系。现在，我要寻找组织。
秦书记的表情越发显得有些吃惊。
我是解放前的地下交通员，我的上线和下线都牺牲了，我一直在等着组织和我联系，可没有人来和我联系。
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眼泪不知何时流了下来。
秦书记站了起来，认真、严肃地听他说完后，拍着他的肩膀说：同志，你别着急，慢慢说。
说完，秦书记拉了一张椅子让他坐下，又让朱秘书给他倒了杯水，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他点点头，从县大队说到省委的特工科，又从老葛和小邓说到那三个孩子，还有那封没有来得及送出去的信。
他说的时候，秦书记一直认真地听着。他一口气说完了，仿佛终于卸下了身上背了多年的包袱。
秦书记一边听，一边做着记录，并不时地在有些细节上仔细核对着。他说完了，秦书记这才抬起头来问：你现在还有证明人来证明你吗?
他摇摇头。这时他又想起了县大队的肖大队长和刘政委，还有魏大河和特工科的李科长，但他们也都相继牺牲了。
秦书记就冲朱秘书说：你把组织部张部长叫来。
朱秘书应声而去。
很快，朱秘书和张部长就来了。秦书记向张部长介绍道：这位同志说，他是解放前的地下交通员，这里的情况你比较熟悉。
张部长听了秦书记的介绍，开始仔细地打量起他。
秦书记又说：杨铁汉同志，张部长曾经是这里的情报站长，他也是做地下工作的。
他“腾”地站了起来，望着眼前这位不曾谋面的情报站长，终于明白，自己以前的工作就是在张部长的领导下展开的。他猛一激灵，一下子想起了接头暗号，他盯着张部长说：有白果吗?
张部长怔了一下，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他又问了一句：有白果吗?老家的人病了，急需白果。
张部长似乎在记忆里搜寻着，终于，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伸出手握着他说：同志，你这接头暗号早就不用了。日本人投降前，县里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为安全起见，重新制定了接头暗号，联络地点也变了。
他听了张部长的话，似乎见到了亲人，这么多年的期盼和等待在这一瞬间爆发了。杨铁汉突然一把抱住张部长，痛哭失声道：没人通知我啊!我天天等，夜夜盼，可一直没人和我联系，我都等了你们十多年了呀……
暗号终于对上了，杨铁汉又找到了组织。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十几年前组织交给他的那封没有送出去的信，从布衣巷的地砖下取出来。
信封几乎失去原有的颜色，轻飘飘的信封拿在他的手上，犹如千斤。他紧紧攥着信封来到县委，在把信封郑重地交给张部长的一刻，他心里的一块石头仿佛落了地。他抱着这块沉甸甸的石头已经很久了，突然落下的石头，一下子让他轻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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