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林振海和李彪这些野孩子，就在这种游戏中找到了乐趣。他们对那些摇头晃脑读书的孩子没了兴趣，却被白冬菊深深地吸引了。白冬菊比他们小不了两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碎花衣服，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手里乱舞着烧火棍。那样子，在野孩子的眼里比呆头呆脑地读书的孩子有趣多了。他们一次次地来，她就一次次地出来追。他们还给白冬菊编了顺口溜：白冬菊干着急，拿着火棍去赶集，脚底踩了西瓜皮。
他们一喊，白冬菊就气得抹眼泪，一张小脸由红转青。
半大小子就是贪玩，隔三差五地，割完猪草，他们就一遍遍地和白冬菊玩这样的游戏。后来，再长大些，也就失去了捣乱的兴趣。
日本人来后，成立了维持会，还开了日本人的学校，逼着中国的孩子学说叽里哇啦的东洋话，他们要从肉体到文化彻底地征服中国人。
白先生生性耿直，日本人不让办私塾，他就偷着办;白天不能上课，他就把学堂转移到地下，在自家的菜窖里教孩子们读书。在这期间，他甚至被日本人抓进城里洗过脑子，可关了几天，他出来后还是继续教书。再以后，没有孩子敢来上课了，他就站在院子里自己读书，声音朗朗，压过了学堂里哇啦哇啦的日语。
日本人终于恼了，一根绳子把白先生绑了。
耿直的先生，直到这时也没有低下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他破口大骂。
就在村口那棵老树上，日本人把白先生杀了。临死前，他仍镇静地吟诵着豪迈的诗句。
一声枪响，倔犟的头颅终于脱离了生命，灵魂悠然地飘向了天国。
随着毛主席在延安又一次作出英明的指示——到敌后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一支支队伍就开到了中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伟大计划。
白冬菊在父亲惨死后，很快就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她先是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后来又当上了妇救会的主任。自从县大队来了，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确切地说，她是死心塌地、真心实意地喜欢上了李彪。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李彪，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县大队时的情景，那是县大队第一次来到白家庄。她在队伍里一眼就看到了李彪，浓眉大眼，腰上别着一把驳壳枪，穿着八路军的灰色军装。从那一刻开始，她就暗自喜欢上了李彪。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李彪已经不见了，此时的他已经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县大队中队长。
那一次，县大队是来开展群众工作的，他们要在每一个村里都成立革命组织。白冬菊冲着李彪，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妇救会。妇救会的任务是动员全村的妇女做鞋、做衣服，让县大队的战士吃好、穿好。一双又一双的鞋，还有一身身的衣服，通过白冬菊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县大队。
那时，她多么希望李彪能穿上她亲手做的衣服和鞋呀!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为县大队做事，她从没有感到累过，纺棉花、织布，到做衣服、做鞋，她乐此不疲，心甘情愿。
每次做衣服、做鞋时，她都是比量着李彪的身形和尺码去做的，妇救会做好的衣服和鞋，被统一收走，再统一发下去，至于李彪能不能穿上她亲手做的衣服和鞋，她也说不清楚，但她仍感到心里暖暖的。日子也开始变得有了盼头，一切都在白冬菊的眼里变得美好起来。
白家庄只是县大队的一个点，在这里停留几天后，县大队就又要到别处打游击去了。尤其是在反扫荡时，县大队会撤到山里。
县大队走了，白冬菊的心里便空空荡荡的。睡不着，吃不香。夜半时分，她经常爬起来，冲着窗外发呆。外面的几声狗吠，她也会竖起耳朵，冲母亲说：娘，是不是县大队的人回来了?
女儿的心事，娘是猜得出几分的。娘就叹口气：菊呀，你的魂都被县大队给勾走了。你这么天天念、夜夜盼的，干脆就去参加县大队吧。
娘的话，“呼啦”一下便把她的希望点燃了。她要参加县大队，生生死死地和李彪在一起，只要和他在一起，再苦、再难都是甜的。
也就是在这次大扫荡前，她找到了李彪。
当时的县大队正在白家庄，李彪带着几个战士就住在白冬菊家的西屋，那间西屋正是昔日白先生开私塾的地方。她把自己的想法冲李彪说了，李彪当时并没有往心里去，嘻嘻哈哈地说：行呀，等这次反扫荡完成了，俺一定带你去找曹书记。
就是这么一句话，让她记了一个多月，惦念了一个多月。白日黑夜的，她都在想着李彪的承诺。
县大队刚回到白家庄时，她就想提出来了。不过那几天，县大队还没有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每一个人都垂头丧气的。她便一直等待着。
这几日，县大队又恢复了往日的朝气，昔日的县大队又回来了。这时，她又一次向李彪提出了参加县大队的想法。
李彪知道县大队是要打仗的，而且居无定所，说打就打，说走就走，女兵原则上是不招的。现在的县大队除胡小月外，还有另外两名女战士，她们是卫生员，战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卫生员。尽管缺医少药，但她们的存在还是给县大队带来了心理上的安慰。有人受伤了，哪怕让她们缠上伤口，战士们就觉得远离了疼痛和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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