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体现了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仆”内心中的腐败之欲，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所欲为。更可怕的是，这种环境不可能激发人们内心中的善，为善也极可能不为该体制所容。比如，你把红包交给组织，就违背了官场游戏规则。
同西方国家的贪官污吏相比，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不会因为腐败而产生负罪感和忏悔意识，相反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成就感”。做官腐败，表面上在中国也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实际上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生存模式。
河北成安县近年来推行的“通透式办公”使得成安县和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成为全国知名的“民主大县”。
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在2003年5月推出的县委今后决定干部任免时，将采用秘密写票、投票的票决制，不论职务高低，县委常委每人一票，选票面前人人平等。此举一出，全县哗然，须知，在多年形成的官场规则中，任免干部的人事权向来是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权力，问不得、碰不得、了不得。过去提拔干部，一般都是书记一个人定盘子，先在书记和副书记参加的碰头会上统一意见，再拿到常委会上口头或者举手表决。
可以说，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惯例”，是滋生人事腐败的根源所在。多年以来，干部任免在许多地方成为密不透风的高度机密，决策过程也往往成为幕后的暗箱操作。在王晓桦看来，权力的公开透明不能光靠政府。党委更应该带头，而党内民主的核心就是干部选拔问题。
县委书记王晓桦认为：“党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权力垄断和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根源，必将导致权力资本化的产生。”
“政府的权力透明和党委的权力透明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党委权力不透明，那么行政权力透明只能是一种形式。如果只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党委权力却暗箱操作，那么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只会是昙花一现。”
“选拔、任免干部是党委最重要、最核心 的一种权力。近年来，媒体暴光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例很多，为什么会有买官卖官现象?我认为，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时，权钱交易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去的情形是，党内集中变成了一把手对集体意见的综合，这使得集体意见常常带有一把手个人的主观色彩。所以党内迫切需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机制，而现行的干部任免条例却缺乏可操作性。”
“阳光是腐败的克星。将一把手的权力仅仅限于一票之内，从而消除了一把手将个人意图转化为集体意见的可能性，具有了从根本上预防人事腐败的功能。如果有人非要买官跑官，就必须打点所有的常委和委员，权钱交易的难度和成本就大大增加了，自然就降低了腐败的可能。”
“一把手必须登高望远，必须出于公心。自我限权削弱的只是狭隘意义上的个人权力。如果将一把手的权力看作公共权力的话，那么自我限权反而会起到强化的效果，使这一权力更加有效，更加有威信。”
提拔干部权属于权力中的权力，在买官鬻爵已经成为国之大患、严重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今天，成安所创造的党内民主机制意义十分重大。干部的选拔、任用应当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不允许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走了样，党委集体管干部成了党委书记管干部，民主推荐变成了一把手独占干部提名权，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一言堂”。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形成了不可小视的帮派力量。而普通干部看到一把手说一不二的权威，自然从中发现了快速升迁的捷径，这是买官卖官难以避免的根本症结所在。
当官帽只能凭自己的本事去争的时候，此举对官场上那些潜规则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
但是，成安“新政”推行三年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地方得到成功复制。原因在于：成安“新政”的实质是扩大党内民主，尤其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成安“新政”触及的又是最为敏感、最有油水的干部任免问题。对一些买官卖官已经见怪不怪的地方来说，如何能接受这种自解权力、自断财路的做法?中国特色的干部任用制度，权力可以带来无法估量的实惠——金钱、美色、权欲、成就感等等。主要领导人无人事决策权，谁还要争权力?很多地方不愿意效法，因为成安“新政”首先限制的是一把手的权力，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同一个执政党体系内，实行的是同样的干部选拔机制，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选拔理念和选拔手法?为何你搞你的阳光推荐，集体票决，我搞我的领导提名，暗箱操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构建起更为民主、科学的干部选拔机制，进而奠定全面割除买官卖官等官场积弊的制度基础，这样，成安“新政”才不会沦为昙花一现。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令当官成为一种责任，而腐败则充满风险。有了这样的健康的官场机制，公共权力的廉洁和高效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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