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或者说控制、制约各种利益集团，使其任何一个都不能要挟公共利益，也需要社会自身深化、拓展自治领域，积累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恢复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这需要各个群体、尤其是曾经受到损害的群体，能超越单纯的利益追求，具有追求优良治理的抱负。当然，这反过来也需要政府提供某些进行利益博弈的制度平台。
汉源县的“官商利益共同体”首先通过贿赂建立利益同盟，再以公共权力掠夺社会财富，进一步维护不法利益。
腐蚀干部的另一手是将家属安排在自己控制的企业内任职。“官商利益共同体”结成后，市场经济规则逐步让位于权力规则，公共权力开路掠夺社会财富的过程开始了。
钱权交易的暴富过程中，尝到了权力的好处，暴富之后便以钱谋权。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一心想成为有权有势的“红顶商人”。
在与政治、经济权力共生的庞大“关系网”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成为社会风气。官私勾结、公权私用。使市场规律废弃，钱权交易横行，“官私经济”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特征。扭曲的政权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失控和混乱。
由于官员公权私化深陷利益格局，以市场经济之名，行权力经济之实，就形成了极不和谐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干群利益冲突，紧张对立，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干群关系演变为“水火关系”，引发局部的社会动荡。“黑金政治”造成社会不和谐，使执政为民变成“执政为钱”。
权力与财富自古以来就是多少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民主制度产生以前，追求它们的人们可以通过积累财富来获得权力，象英国的豪绅那样;还可以通过获得权力来积累财富，象中国王朝的官员那样。两种不同的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后果。
中国王朝的官僚最容易成为大地主，他们用当官的收入来购买土地。但中国几千年却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有产阶级。原因之一是王朝的瓦解使原来的官僚显贵随之消亡;另一个原因是，皇帝掌握着对官僚的生杀大权，尽管科举制度戏剧性的改变了少数人的命运，但官员权力再大，职位再高，一旦获罪或者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轻者削官为民，重则革职查办，没收全部家产。土地继承制度使中国官僚地主逃不出富不过三到五代的宿命。
唐宋之后，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差不多是中国人取得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它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官僚地主对皇权的绝对依附。他们的财产毫无保障，经济上不能真正独立，其财产有赖于在帝国中获得官职，其官职源自金榜提名，保有已到手的财富，要依靠对皇权的赤胆忠心。皇帝是国家的主人，官员则是主人提拔上来的分布在各地和各个方面的管家。科举制度远不只是选拔精英的制度，更是控制精英的制度，为的是使整个帝国的官僚完全处于皇帝一人的恩宠之下，并从精神上统一到维护皇权的目标上。
第二个特色是官僚权力极易腐败。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渗透着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思想，科举考试承受着世世代代普通中国人的梦想。他们从漫长的十年寒窗中苦熬出来，两手空空，对财富如饥似渴进入了官场。追求财富的欲望由于以下原因更加强烈：他们的权力不能传承，必须在自己手中有权的时候尽可能多地积累家财。相对于他们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俸禄并不丰厚，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寻找外来收入，而这样的条件是具备的。
第三个特色是官僚权力带有很大的掠夺性。中国官员为了集聚财富追逐权力，其权力是带有侵犯性的。腐败意味着权力必须以一个基本群体作为剥削对象，这个群体要足够大并缺少反抗能力，必须是一个稳定而充分的利益源泉。
一个深深地依附在皇权上的群体，一个对个人财富积累充满渴望的官僚集团，既无约束皇权的能力，也无约束皇权的意愿，，当然更不会约束自己的权力，他们的巨大利益就存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中，可以任意对社会实施剥夺。维护剥夺性的制度是王朝官僚集团的第一目标，它使被剥夺的阶层永远处于被摆布、没有发言权的地位。
靠权力获取利益的上层集团与从事生产的下层阶级之间的对立，构成中国王朝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上层集团通过科举考试从社会下层吸纳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给了下层社会的某些个体以改善的希望，极少数运气好的人能够在体制内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下层社会被剥夺的处境不会改变，随着官僚队伍的不断膨胀，更多的人进入剥夺者的行列，下层社会的负担越来越繁重。
把官员作为整体看待，吏属于皇权的文官集团，不会成为变革的力量，利益使他们成为掠夺性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对他们的个体进行观察，官员也没有担当引领社会变革的任务。中国历史上名垂史册的官员，可能是道德的榜样，也可能超越个人利益，但由于没有精神上的独立，不可能具有超越权力的思想视野;至于反抗专制的造反英雄，在他们的心智真正摆脱专制权力的诱惑以前，他们的目标只能是追求新的专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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