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观察表明：此前没有实施并不是由于中央对涉及“官煤勾结”者有意包庇，而是客观上无能为力。即使在中央已经表明将严肃“处罚”的今天，前景也不容乐观。官员参股不但行为违法，其股本也来历不明，一切都是暗箱操作，怎么可能因为一纸文件就退出呢?“官煤勾结”等腐败危及政权巩固和稳定，中央或许早有意清理，但腐败的动力在具体的官员，这是一场政权与其代理人——各级官僚之间的较量。
据《南方周末》报道，现在地方官员在煤矿入股已经是“遍地开花”，成为普遍现象，其实，地方官员岂止在煤矿入股!有人说，凡是有利可图的行业皆有“官股”，官员以在种种行业入股的形式和手段捞取钱财，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此言可能有些夸张，但现在许多行业都有官员暗中插手，从中分红确实是事实。而官员与这些行业的业主的勾结，虽然不象“官煤勾结”那样造成矿难，但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容忽视。
所谓“官股”，又分“显股”和“干股”两种。官员确实投了资，在工商部门登记了，名为“显股”;官员不用出钱而以“影响力”帮忙的，名为“干股”。据披露，官员将煤矿股份落实在白纸黑字上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以“干股”的形式出现。“官煤勾结”如此，其他行业与官员的勾结也如此。而凡入“官股”者，不是地方长官，就是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他们与业主之间可谓成败相关、盈亏与共。官员与业主，表面上看起来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实质上却是被金钱这根绳索牢牢捆在一起的蚂蚱。
官员以在种种行业入股的形式和手段进行权力出租，大发横财，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官股”，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毒瘤。凡官员在各行业大入“官股”之地，法律法规成为空文，头顶保护伞的黑心业主横行霸道，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都敢做。
多年以来，许多地方政府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行政理念，加上我国经济增长在总体上有依赖财政的特征，经济增长率也一直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因此当煤矿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时，就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也成为事实上的政绩标志。在这种经济与权力指数需要相互映照的制度设计下，加上行政权力本身缺乏有效的监督，权力与经济的关系就产生了天然的、也是致命的弱点。这种弱点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就会以各种方式演绎成形形色色的权力寻租与经济怪胎。从某种程度而言，矿难就是权力经济脸上的“招贴”，在根本上就是权力与经济之间病态关系所结出的“恶果”。
为官者手中的权力在什么时候可以用来作为换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这恐怕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问题。
“行政权力营销”的思想基础就是自以为是的“权力式商品”。以权谋私是这类“行政权力营销”者的思想根源和结症所在。他们把权力看作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高档的“政治工具”。这类人从思想上把权力看作是一种可以出售的高档商品。这种靠“权力营销”销售出去的权力，会在购买者手中再一次被进行第二次“行政权力营销”。到最后，行政权力营销者获得了高额的经济利益，而赋予这种权力的人民却成为了这种不正当“行政权力营销”者的受害者。
“行政权力营销”的政治手段，就是在行使行政权力外衣下的所谓的“权力经营之道”。从大的方面看，“行政权力营销”中的“权力经营之道”是对当前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一种曲解和歪曲。一定程度上为一些跑官、买官者提供了一条高投资、高回报的捷径。
“行政权力营销”的发展空间，就是现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权力营销市场”。权力拥有者进行行政权力营销的最后目的，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在这种不正当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就有了用金钱开路来获得行政权力的私心杂念。这样一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行政权力营销”的网络链条就形成了。
7.12 关于公安机关的警察权
中国公安机关行使的警察权是巨大的，这种状态是由以往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国家体制所决定的。在这种国家体制下，国家权力无所不在，统辖整个社会生活，个人则没有自由与权利。而警察权就成为国家统治权的重要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国家也就是警察国家。警察权如此膨胀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警察管理如同军队一般，经常游离于法律之外;恶性膨胀的根源在于它可以不受司法的控制，可以不受一种强有力的外部力量、内部力量的制约，它的行为缺乏规则的约束。
从宪政的角度看，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规范权力。一个不能管好警察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警察权力的滥用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警察作为国家法律的执法者，手中握有人民和政府赋予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一旦被枉法者用来谋取私利，将会出现公共权力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节制的话，将会使某些警察为所欲为，自我意识极度膨胀。到最后，很有可能是一支队伍的集体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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