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调控系统，是经由武装革命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后建立的。夺取政权以后，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维护政权，同时也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这些任务的紧迫性、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领导方式、对公有制认识论的规定、以及对苏联高度集中模式的模仿等等，几种因素汇合成一种全面性和主体性，使社会调控系统几乎包罗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公共权力无所不在而且职能广大无边;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社一体化，政治权力承担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和协调功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军事等均在国家的管制之下，国家不仅无所不包地管理各个方面，而且管理手段上也采用直接、微观的方式。
几乎一切重要的价值都在社会调控系统的控制之下，一切全赖该系统的分配。这样的好处是——整个社会的一切都被执政党安排得得心应手，不受任何干扰;但是，从探究贪污受贿的产生方面看，这一系统存在着麻烦：这么一个权力在逻辑上不受限制的社会调控系统，其内部成员若是想非公共地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那就不只易如反掌，而且该系统的全面性和总体性也会使这类行为发生弥漫性扩散，由局部范围迅速波及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所以才有一位检查长说，目前已没有哪一个系统、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大一点的单位是一尘不染的，没有贪污受贿的人的。
再从社会调控系统外面的社会成员这一角度看。
社会调控系统负责分配各类价值，这一分配又决定了社会利益的分配。系统外社会成员为使这两种分配有利于自己或者自己所从属的某一利益集团，就势必要设法影响分配，尽管目的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在法治社会中，从政治方面影响分配主要是针对立法、决策和实际操作这两个环节，视情况在选举自己的代表人物、表决、舆论、抗议等合法手段中进行选择，当然，贿赂等非法手段也是有人采用的。
在中国基本上是处于人治的情况下，想影响上述分配，唯一的途径是影响掌权人物，而且特别是影响掌实权的人物，也就是有直接分配权的人物。凭什么去影响呢?首先是“晓之以理”。提出要求的人都是有正当理由的，掌握分配的人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区分轻重缓急。但轻重缓急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呢?况且，日理万机的人哪有时间去一一进行核实。于是分配权的运用就出现了某种随意性。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塑造之一，是判断问题时由己身出发，沿着己身——家庭——亲朋——熟人——集团——阶层——国家这么一条路线外推。在这条“关系链”中，离己身越近者，对己身的影响力就越大。要求未得到满足的人企图影响掌权者“己身”失败后，很可能采用“费边战术”，即“迂回战术”，以“动之以情”为手段，通过上述关系链中的某一环节去影响掌权者;然而“动之以情”能奏效，绝大多数情况又必须以分配权运用的某种可随意性为前提。
在“晓之以理”的阶段，分配权运用的某种可随意性还只是提供了权力偏离“公正合理”方向的某种可能性;而到了“动之以情”的阶段，这种可能性就已经变成了现实。
造成这一现实的双方行为都是一种越轨，但还不一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双方很可能都是，或者起码是一方是为了某一局部或者集团利益而行事的，行为者己身不一定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可惜的是，“为公的越轨”与“为私的越轨”之间的转变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碍，轻微的越轨与严重的越轨(犯罪)之间也只有半步之差。
知恩必报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也是中国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成分。一旦报答了，事情的性质立即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掌权者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满足了你的要求，你为此而让掌权者获得了某种实际利益，从无情的法律角度看，这就是行贿与受贿关系的确立，也就是犯罪。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中与现代法律冲突的地方。
市场的形成，必须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明确的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公开的竞争规则和行为规范。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为主”和“指导”下，想明确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可以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一旦形成，首先被消灭的就是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
产权关系和不同的利益主体无以明确，市场行为规范就无从谈起。市场规则的最初产生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们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约定俗成，后来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另一种是国家在短期内直接制定并强制执行。而这两种规则的产生在当前中国都不可能进行。对于前一种，由于产权关系和利益主体不明确，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无法发育，市场无法形成，更谈不上形成市场行为规则;后一种，市场行为是参与市场的各个利益主体根据产权关系所进行的行为，利益主体、产权关系不明确，国家根据什么去判断行为的是与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硬性规定出某些规则，这些规则也只能是极其原则性的，有失于太宽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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