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予对方正面答复，是中国文化中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这时，请托者最好另谋解决之道;如果请托者不知趣地直接向资源支配者询问，后者很可能表示歉意并且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己实在是爱莫能助。
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据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者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后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在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人们不仅依据个人本身的属性和他能支配的资源来判断其权力的大小，而且还会进一步考虑他所属的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越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越大。
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人用情境背景、服装仪容、举止动作来炫耀他的财富、学问、身份等等权力象征;还可以看到有人显示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所谓的“面子工夫”。
由于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中，“顾面子”就成为一件和个人自尊密切关联的重要事情。
由于了解了“面子”对他人的重要性，如果个人不能在实质上为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添加面子”，至少也要在表面上对他人“敷衍面子”。
在中国社会中，“做面子”是个人炫耀其权力的一种手段;以“面子工夫”影响资源支配者，使其依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分配的方式，则是中国人常玩的一种权力游戏。
中国人往往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的人交往。所谓“攀关系”、“拉交情”、“认亲家”，基本上都是通过角色套系的作用，和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
攀上关系只是双方建立混合性关系的第一步。如果请托者知道某人掌握有某种资源的支配权，具有交往的价值，他可以进一步地用拜访、送礼、宴请等方式，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
“面子”在中国代表着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脸”不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束力量。
“脸”代表的是社会群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这种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社会所不同意之行为的责难。严重损害社会道德规范之事，一旦为大众知道，便构成个人品格上的污点同时引发大家的互相责难。“丢脸”的另一种说法是“丢人”，这里的“人”主要是指“人格”。
“脸”和“面子”的重要性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在任何社群中成长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张诚实、正直的“脸”;但是“面子”却会因家庭地位、个人的关系，以及自我影响他人的能力等等而有所不同。在组织严密的社会里，大家都了解每个人所处地位的最低要求;任何人不履行其角色所应尽的责任，都可能使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产生脱序现象。
所以，在社会中“脸”是运作，作为一种手段确保了自我的社会经济安全并维护了自尊。主要是为使社会对其道德品格形成一定的看法。
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声誉，便可以在社会上步步高升。为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机会，必须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并且严格遵守社会交往习俗。
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人跟他者互相斗争的时候，往往不是以个人的力量和对方争斗，而是群体和群体间，是有“关系”的群体互相在争斗，结果是西方人在竞技场上的争斗，到了中国人的社会，往往演变为关系与面子的“权力游戏”。
中国人所谓“面子”的大小，通常是由个人在某一特定场合中所占的位置及其所掌握的权力决定的。在某一特定的生活场合中，个人所占的社会地位，有一大部分是由他和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在个人生活世界的不同场合里，决定其社会地位尊卑的因素又有明显的不同：在亲密社会里，它是伦理关系;在运作社会里，它是金钱与权力。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人通常并不只有一张“面子”，而是可以有“多重面子”。
从资源理论的角度看，当个人充分掌握运用某种资源权力时，他的面子可以说是实的;相反，如果个人并未真正掌握住运用某种资源权力时，而借由各种人际沟通的手段，刻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出那样的形象，他的面子可以说是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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