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仍然处于立宪政治时代，这是近代以来始终没有完成的一项任务。尽管中国有宪法，也有一些现代宪政制度的因素。但却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宪政政体框架。因而，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和平而理性的体制内讨价还价机制，社会利益的分化很容易演变为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面临治理危机。
宪政治理派坚守中庸原则。它致力于寻求权利与权力间的平衡：天真的自由主义因为追求个人自由而倾向于否定国家权威，宪政治理派则并不否定国家权力，但又试图限制和约束这种权力。它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接受司法的审查，它要求国家尊重人民的权利，这样的权力不是光写在纸上的，而需要由独立的司法机构予以切实的保障。
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一种定期纠错功能，错误不易积累到极致，遭大多数人反对的领导人也不可能长期占据高位，除非民主程序被扭曲。换言之，民主制度具有一种防止“暴君”的功能。它虽然不能保证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更有效，但成熟的民主制度能够避免最坏治理的持续，这就是民主制所谓“最不坏”的特征。
暴君的出现有两大必要条件：一是领导人具有足够个人威望;二是有着不受限制的任期。即使具备这两项条件，暴君的出现也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
条件不成熟的民主化过程易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和国力大幅衰退;越是规模大国，动荡与衰退越甚。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政治转型期的混乱不但会导致国势衰落，而且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制造大量难民。
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质是混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统资源(包括儒家)与西方现代模式的“四不象”。这种大杂烩应付了转型期不断发生的种种变化。现实是混沌的，政治的艺术往往是综合的艺术。
民主，或者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为解决精英集团问题而开出的药方。目前，公认比较“成功”的民主形式只有西式民主，而这也正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多年来追求的目标。问题在于，西式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它能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
人都是“经济人”，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利益主体是高度多元化、高度分裂的。另一方面，民主体制需要有大体上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人与人、阶层与阶层、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歧的大小，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至于完全可以用“投票的方式”，而不必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
西式民主并不是一种普遍适合的社会政治体制，而且由于对人均资源的过高要求，它特别不适合于中国。因为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有必要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也就是以公共权力掌握有限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一方面以强制手段平衡和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整合与调动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一定限度的集权是必要的。这就是管治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源。
就目前中国来说，在推行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与此同时，在人均资源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又不可能维持一个庞大的、昂贵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国当前的根本问题是，公共权力出现腐败，不能很好地履行平衡与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职能，甚至使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扶持强势集团、盗卖国有资产，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稳定。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必然要面对一个政治亲算问题。
实际上，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权力，就会出现权力的腐败，这并不奇怪。由于公共权力长期存在腐败现象，国家机器今天实际上也处于某种“亚健康”状态。对此，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即加强中央的权威和效率，以党治国，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工作”能力。
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超越经济目标去确立新的政治体制。要实现这些目标，不能走民主自由政治的道路，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有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因为它不一定能帮助实现社会公正，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因为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偌;要改变中国的现状，最好的方案就是“仁政”，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
中国政治两千多年的体制，根本缺陷是缺少自上而下的制约，所依靠的是意识到“载舟覆舟”的掌权者的自我约束。这东西是越到下面越不灵，因为皇帝的位置可以传给儿子，不能把权力传过儿子的人就只有传银子了。
社会是否多元，是否允许社会中不同利益的人群有独立的声音。目前的中国社会，有工人、农民、企业家、医生、律师。。。。。。在一个许可多元因素存在的社会里，就会有工会、农会、商会、医生协会、律师协会。。。。。。进而就会有工党、农民党。。。。。。它们代表特定利益，又在特定范围内起到一定的自我管理和约束，还可以对政府有一定的约束。如果这种基本的社会多元缺失，就不可能对政府的公权力进行约束，因为个人是无法对抗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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