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要对“官商勾结”进一步进行分析，如果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那么这种“勾结”也许是很正常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管理行为。假如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这里涉及的公与私的利益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这一改革阶段，官商勾结有不同表现。好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政府为企业服务。特别是有些官商勾结所导致的结果是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使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了最大效用，从而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官商勾结应当说是良性的。
坏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与企业合伙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特别是做那些不平等竞争的事情。这种官商勾结使社会财富不公正地流入某些利益集团部门，或流入少数个人之手。这种官商勾结是罪恶的官商勾结，令人痛恨的官商勾结，必须加以杜绝。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社会存在的官商勾结绝大多数是坏的官商勾结!
我们要分清官商勾结的不同内容。在这里面，起重要作用的是政府，是官员，如果政府意图是公正的、合理的，在这种意图指挥下的官商勾结就是良性的。如果政府的思想发生了问题，只是为了部门利益、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官商勾结的后果就是极其恶劣的了。
因此，我们要分清今天新形势下，官商勾结到底是为谁谋福利?官商勾结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政府官员不腐败，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如果企业家不腐败，也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但是，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腐败到无官不腐、无商不奸的程度，这种穷凶极恶式的贪婪、攫取和掠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独特现象。
中国如何走出这一历史阶段?什么力量能够挽救中国向堕落腐败的深渊滑去?中国社会从哪里还可以冒出正气?仅仅是物质发展和财富增长就能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中国来吗?我们寄希望于当前的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千千万万不甘堕落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官商勾结活动至少还有一定的历史空间，这是一个权贵结合重新瓜分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或许这是一种中国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可怜的中国不是极左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就是极右的权贵精英主义，这两种力量总是交替产生强弱变化。缺少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会变得无比贪婪自私，缺少了精英的中国，会变得愚昧无知。这一对矛盾体为什么不能相得益彰，互惠互利?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平衡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机制。
再不建立起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中国社会永远都是失衡发展，畸形发展。因此，中国要尽早走出官商勾结阶段，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是不成的。只有政治，善政，才能杜绝经济领域中的种种丑恶。
商业活动与官位、职务挂钩，或者借助官位来扩大商业影响，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社会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依靠天生的身份与权势，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在契约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从身份到契约，我们人类的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今天，当我们看到在契约中仍然将官位作为一种交易的前提时，不能不感受到一种退步。
今天这种契约与官位的紧密结合，与以前的“社会身份”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往的“身份社会”，官僚对于各种商业利益的获得，是基于公共权力介入商业领域，通过压迫他人从而获得特殊利益。今天，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把官位作为信用贷款数额的标准，是资本的自愿结合，没有外在的公共权力压迫。 但正是这种反常的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却深刻地反映了，在目前的情形下，权力能获得超额的收益。
在目前的一些地方，权力就意味着经济能力，得权得势意味着致富。有权力的人，随着其地位的增高，不但他的工资收入、福利大幅度攀升，而且根据其级别能享有的各种补贴和待遇也不断提升，所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其收入越多，偿债的能力也就越强。而上面这些仅仅是明处的，在暗处里，一些行政级别越高的人，所能获得的“灰色收入”可能更是无底洞。
在一个权力运用正常的社会，很难想像会以行政级别来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因为，公务员并不是什么收入高的阶层，行政级别的高低更不是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多少的标准。
为什么这些“伪改革”能够成事呢?主要是因为有权的腐败分子和有钱的不法奸商利用权力优势和金钱优势所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原有制度中的一些弊端，打着“发展”的幌子，“雇佣”了一批唯利是图的“主流经济精英”作“舆论吹鼓手”。结果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侵吞了改革成果，成为前几年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而让广大百姓为这样的改革买单。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富豪要完成原始积累，需要一百多年的拼搏、几代人的努力，而在中国，几乎是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靠什么?靠违法，靠权力，靠与腐败官员结成的“腐败利益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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