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是政府的权威部门，它所发布的数字就是历史，也是政府指挥经济活动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统计局应该是政府的一个参谋机构，它不仅要将已经发生的情况如实报告政府，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做出判断，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在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年代，数字服务于政绩。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倒不知道怎么统计数字。虽然有统计法，但统计法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数字的悲哀在于现行的体制。
政府的决策实际上还没有走上真正地、完全地依法执政的轨道，更不可能完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政府的决策往往是各种力量平衡的结果。也就是说，各种力量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的。
中国一直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在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身份世界里，官职的“含权量”、“含金量”之高是其他东西无法比拟的。大权在手好办事，官大一级压死人，数千年一贯制的帝制结构和官僚政治，使得缺乏宗教感的中国人忘记了官职本是人为之物，却赋予其超凡的权威意义，表现出某种类似宗教般的虔诚和敬仰，对官职官位、官府官衙、官人官事、官腔官气等充满了过度的尊敬、畏惧、服从、以及追求、爱好、羡慕和嫉妒。
在帝制时代，官职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公共资源，权力是性价比最高的公共产品，无疑是值得认真追求的。官员是国家、君主、政权在地方上的合法代表，做官就意味着有资格“为民做主”，就可以去做别人做不到的好事或者坏事，可以借着操纵国家机器，处分公共资源、运用官府暴力、行使衙门权威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管他人的生活。所以，人们想当官是很自然的，老百姓怕官员也是有来由的。
古往今来凡是胸怀大志者，其实都相信一条真理：人间正道是做官。求官、做官、保官、升官，在“官本位”社会中是实现个人抱负、人生理想、社会地位、家族荣誉的唯一正常途径。
在官本位主义之下，从政为官不可与务农、经商、当兵、讲学等同日而语，做官绝对不是一种因人因才而异的生存选择或者职业选择，它是所有人、所有领域、所有职业者共同的最高选择，是高居于其他一切职业生涯之上的超职业选择。学问做大了的考个官做，钱财赚大了的买个官做，军功立大了的赏个官做，有关系有后门的谋个官做。
官本位导致了这样的“政绩观”：做官的目的第一是为了全力保官;第二是为了尽快升官，简言之，官员所忠诚的不是国家和人民，也不是职责和操守，而是表面上忠诚于国家政权或顶头上司(此二者是权力的来源)，实际上只忠诚于官职和官衔，这俩种忠诚常常有着显著的差别，不能在官员的具体行为中达到统一。所以，一切“政绩”，不论好坏、真假，事实上以能否保官、升官为标准。官员的行为方式，必然是倾向于将时间、精力、经验和智慧倾注于那些对巩固官位、提升权力有利的人和事上面，即使这些人和事对国家、皇帝、政权或者对于百姓来说，是完全有害无益的。
在一个良好的吏治环境下，做清官、好官有利于保官、升官;官员将选择做清官、好官;在比较恶劣的吏治环境下，做一个贪官、庸官更能够保官、升官，官员必然选择去做贪官、庸官。
政绩历来是一个模糊概念，是一个变量特别多的“多元模糊函数”。政绩是对党政机构和官员成绩和贡献的综合评定。要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或者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政府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系统的水平，依靠一两个数量指标是做不到的，即使依靠一系列的指标，仍然难以达到完整、准确可靠的程度。以中国之大，在此地最重要的指标，到了彼地可能就不再重要;以政情之复杂，此时没有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到了彼时却可能变得至关重要。高度复杂的政府行为，比位置和动量这两个变量多得多的政绩变量，政绩考核评价过程本身对政绩状况的“干扰”，也导致了同样的“政绩测不准原理”，因为历来“测不准”而又非测不可，于是，只好将多元的政绩指标少元化或单元化，将复杂的政绩信息简单化、数字化，最后形成表面政绩、片面政绩，造假政绩等等。
看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皇帝对官员的考评特别注重，几千年中这些原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功名和资历是硬指标，其他多是凭报告、数据、印象等进行考核。纸面上的、理论上的“政绩观”从来也不会错到哪里去，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却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各有变通，各有侧重，有时要求全面协调，有时要求重点突出，官员们自然随机应变。
评价和考核政绩，就好比出一份“从政实践”课程开卷考试的综合试卷，对官员而言，得高分的机会常常并不是据理答题，而是要弄明白谁出题、谁打分，摸清楚出题人的爱好、监考程序的宽严、判分者的喜好。如果官员们的考试卷上只有四个题目：GDP的增长率、大工程项目的进展、招商引资的金额、广场的气派，他们又凭什么要去关心弱势群体?
贪官王怀忠说：“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句官场真言，道破了升官发财的秘诀，也道破了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的要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高皇帝远，上级领导分身无术，领导能看到什么?只能开会、听汇报、读报告、看数据，视察大型工程、浏览窗口行业，于是，领导需要什么典型，就给他提供什么典型;上级需要什么数据，就给他提供什么数据。只要这些典型能够证明上级领导的伟大高明，也就足以证明下级官员的政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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