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遏制乃至消除“决策浪费”现象，首先需要新官走马上任后，坚守“为民众谋福祉”的执政理念，而不是热衷于制造一己“政绩”。对于前任遗留的种种决策和思路，应当在实地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评估的基础上，该继承的继承，该修正的修正，该废弃的废弃，该创新的创新，而不能一概采取“新官不理旧政”的简单做法，粗暴打断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令社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更重要的是，应当改革传统的政府决策机制和政绩评价机制，从根本上铲除“决策浪费”的内在驱动力。官员的创新意识、改革意识应当得到鼓励，但我们必须反对以“改革创新”为名博取虚假功名。正因此，政府决策和官员执政思路必须通过民主程序的检验，而不是由少数官员独霸决策话语权。正所谓官员不分新旧、决策不分先后，无论是“旧官”遗留下来的老决策，还是新官上任的新决策，抑或各种决策的实际功效，都必须通过人大、政协、舆论、学者、民间组织等各种渠道，由普通民众、利益相关者等社会各方来评判该决策应否保留、完善或废弃。此外，官员是否具有政绩，官员是否继续升迁，也应该接受民主机制的评价，由普通民众说了算，以民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最高标准。唯如此，才可能减少新官上任后的急功近利之举，遏制“决策浪费”现象。
“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装傻帽”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官场潜规则之一。谁胆敢无视这个潜规则，胆敢与游戏较真，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外，那么他就是共同的敌人;如果这个人在营垒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叛徒。
这种游戏官场的潜规则把官员应尽的职责表演化、虚假化，其必然结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最大限度的弱化，公共管理体系因此千疮百孔，不堪一击。非人性的官场政治游戏化是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大病症。对自身的职责惘然不知，对民情视若无物——这是很多地方官员共有的性格。他们唯一的专长就是演戏，游戏官场，游戏人生自欺并且欺人，并陶醉在这个官场游戏固有的大团结意想之中，可见官场游戏的惯性是多么强大，多么令人恐惧。
中央对政绩的考核制定了新的标准：
一、 是必须符合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统筹发展。
二、是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班子和干部的差异性。
三、是要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四、是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适时调整考核的内容。
五、是考核内容要规范明确。
六、是要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
第十九章 中央与地方
19.1 中央与地方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形态——“暴力—财政实体”。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得失损益的影响或者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话，读书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在文明史早期，暴力赋敛集团的核心通常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其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领地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处于顶端的最大的巨石，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巨石。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领地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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