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哪次改革不是被迫的?没办法了，混不下去了，才要说改革。凡是主动的改革，都是改人家，不是改自己。
多数改革都是无路可走后的选择。
所谓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游戏。这游戏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就是将阴谋包裹在漂亮的外衣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者虽然昭示了未来的路径，但其命运常常是孤独的，多以悲剧的形式谢幕。
害怕改革失败而导致工作上的缩手缩脚，为求四平八稳而导致行为决策的故步自封，因为安于现状而导致思想上的创新不力。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能力不强，对存在的问题分析不透，缺乏独到的见解和思想眼光，是不可能搞好改革的。
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参与改革，改革才能成功。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和投票权。
改革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干。所谓敢想，不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而是要凭借聪明才智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所谓敢说，是别把想说的话装在肚子里，公开场合说一套，肚子里装一套;所谓敢干，就是要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不墨守成规，敢于去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业。
在中国的改革中，有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一是道德主义的。只问动机，不看效果;只要动机是好的，大搞违反法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情，也问心无愧。二是功利主义。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达到了目的，不管中间使用了什么手段。
22.2 关于人民与改革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由企业管理者自己，或者与官员联手，通过自买自卖的方式完成的;而经营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官员以大规模圈地的方式完成的。前一项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利益视而不见，他们被要求承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后一项改革把千千万万的农民赶入失业的行列，买卖土地的巨大差价，分别流入了政府的部门小金库以及极少数个人手中。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改革的发起者。
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着眼于少数人的改革，不可能是正义的改革，排斥了大众参与的改革，只能是权势者的该，它通过伤害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权势者的自身利益。大众参与的改革，如果不能采取直接参与的形式，也必须是间接参与的形式。间接参与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干预改革。因此他们的代表是否能够真实地代表其群体的利益，决定参与的真实程度。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代表。
事实是，民众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需要民众受权，更谈不上受民众控制。可想而知，公众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样的代表手中是非常危险的。
制度改革被搁置起来后，只留下切蛋糕的改革单兵突进，而且切蛋糕的刀是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决定切的方式，他们决定谁得多少。切蛋糕本身没有问题，错误的是切蛋糕的方式，它使少数人趁机分肥。改革面临的真正风险也许不是改革失去控制，而是改革背离多数人的利益。
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置于所有人的监管之下，才能得到可信的保障。而实现共同监管的基础是，所有人在他们的共同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存在两种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是给予道德评价，这就是正义标准，关于善不善的判断;二是给予技术评价，这就是正确标准，关于对不对的判断。它们各有自己的重点领域，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标准是正义标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中，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正确标准是最高标准。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所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行政治理权不能超越统治权。
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达到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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