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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_净素道人【完结】(438)

  其次,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规定应与法律法规和纪律条规相衔接。政治和道义问责、纪律追究、法律追究,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追究体系,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政治和道义问责是前提和基础,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同时可以为进一步的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扫清障碍。

  第三,必须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需要从政治和道义层面问责的问题,往往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甚至是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造成了不良社会后果的问题。政治和道义问责是一种民主监督方式。而实施民主监督的一个起码的必要条件,就是要让民众知情,让民众知情的前提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必须公开透明,所以坚持公开透明是确保问责制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关键之一。

  第四,问责规定的具体条文必须坚持适用性原则。建立政治和道义问责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所以每一项问责规定条款的确定,都必须以是否适用作为基本标准。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问责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监督制度和处理方式,运用问责这一武器对官员进行监督,形成社会压力,赶问题官员下台,已经成为反对党和广大民众的常用手段。

  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其实质就是依据宪法、党章和公务员法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对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履行领导职责及其后果的责任追究,对领导干部的生活自律状况及其社会影响的责任追究。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国家的公共权力掌握在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人民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手中。所以,问责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包括上述所有机关和单位的领导者。

  第二十三章 官与危机

  23.1 官与危机

  明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官员向皇帝建议,多征税,然后招兵买马扩大军队,再去剿灭农民起义。刚开始确实有效,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平息了。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对了。下边的官员不停地多征税,到了老百姓承受不起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都陡然上升,皇帝新增的军费和新增加的兵力,都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叛乱。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加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就走投无路了。形成了一个U形死弯。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予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任何国家都严重。

  著名的“基尼系数”就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中国1980年设定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的时候,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为40元左右,主要是为富裕阶层设定的。但25年以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却成了中国工薪阶层。就中国社会各阶层纳税比例来看,广大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相对富裕群体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之不合理,主要来自两点:一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二三十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却25年始终不变;二是纳税主体不是富人而是广大工薪阶层。

  本来贫富差别并非都是坏事,它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体现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对我们的社会是必需的,是有益的和健康的。但贫富差别的加大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关键是怎样确定和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

  中国这么高的税负,一方面源于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中国是一个极容易感染仇富心理的国家,仇富心理在我们的民族当中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有着极为肥沃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劫富济贫历来被认定为侠肝义胆的一种美德,又历来被界定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正义冲动。

  官员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政策,将激化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为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面负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说: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象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的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23.2 关于和谐社会问题

  什么是“和谐社会”?“和”字是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言”之,表示人人有话说。由此而论,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种道德诉求,而是制度诉求。“和”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生问题;“谐”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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