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大公平或者大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人民群众由此而产生的不满、愤恨、抱怨、争辩和抵触等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不平则鸣，在社会不能向群众提供一个较为公平的环境时，人民急切地向往公平、追求公平并向不公平现象进行抗争，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公平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块基石，既是人民群众民主政治与生存意志的必然反映，又是对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永远支撑，也是评价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败的基本标准，其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要公平，就要在政治上扩大民主以求和谐，在分配上缩小差距以求和谐，在法制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求和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在“等级观念”下，不可能有“和谐”。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消灭“等级观念”。
什么是“等级观念”?就是：在社会地位上和法律地位上不平等的社会集团。等级成分是世代相传的。“等级观念”就是：官是官，民是民，他们是不可调和的。“等级观念”造成人与人的对立，观念与观念的分割，只要“等级观念”存在一天，就不可能出现“和谐”。
“等级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盛行、权力私人化、生活特殊化。
在《孔子。子路》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著名论断。这里的“和”一般是指和谐、和睦、和解、亲和、包容、兼顾等等;“同”则包含了等同、同化、同一、雷同、一律、单一等等。
我们曾经犯过消灭不同，消灭差异，消灭多样性的严重错误。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看上去是同一了、一致了、等同了、一元化了，然而却是一个单调、乏味、萧条乃至崩溃的年月。重在统筹兼顾，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承认不同，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消灭差别，消灭不同，同化多样，是专制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的事相生现克，不同的意识互相切磋，不同的要素和谐有序地存在于统一体中，互相契合，互相依存，互相勾通，这种兼顾性的统筹，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客观事物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社会真谛。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组织的创造活力都应该得到鼓励，各类矛盾和问题都会得到化解。
与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一样，执政党近期启动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调整不但要改变此后的收入分配模式，更将触及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与改革一样，这场调整必然有人得利，有人利损，因而会出现支持与反对两大阵线。在表面的热烈欢呼、一致拥戴下，少不了针锋相对的博弈与较量，构建和谐社会不会只有和风细雨，同样也会呈现风狂雨急。
改革开放的利益调整方向很明确，其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通过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带动全社会的财富增长。今天看来，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由于社会强势群体的财富得到快速增长，他们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利益相对受损的弱势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掌握资源有限，且呈一盘散沙之状，对社会进程缺少发言权与支配力，因此改革在得利者的强力推动下快速跃进，在成绩斐然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
“构建和谐社会”是在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益不断受到侵害、越来越多人对未来失去稳定预期、社会对前一轮调整的反弹越来越显著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利益调整的方向也很明确，那就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如果说前一轮调整意在效率，这一轮调整即意在公平。两次调整的方向大相径庭，而左右这种方向变化的，正是民心得失与社会稳定。
两次调整的方向迥异，其受益、受损者正好掉了个边。前次调整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强势群体，其他人只是随社会财富的总量增长而得益，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并未得到关照;此轮调整受益者应当是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调整到位，高收入阶层与强势群体的利益无可避免要受到损害。由于后者已掌控庞大的社会资源、组织化程度高、政策博弈能力强，调整的阻力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远甚于改革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顺流而下，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逆流而上，此“流”即是已经形成的社会力量对比格局。
人们常说，改革难，中国自古鲜有改革成功者，改革者大多难得善终。更深入审视不难发现，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从无到有制造阶层分化的改革，有的都是对已经形成的利益分化格局的调整。改革之难，更多是难在这种对既得利益的处置上。对此，中国历史并没有提供经典的成功案例，有的主要是失败教训。这或许预示着：传统的政治资源已不能为这种调整提供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要获充足动力，必须另辟蹊径。
在传统政治体制下，调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由于具体政策的制订者、调整措施的执行者大多是上一轮调整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己也是此轮调整需抑制的对象。政策的执行者成了政策抑制的目标，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这是体制内路径的困惑之一。困惑之二是：调整可依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20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物质基础，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大幅增强，可用于转移支付的额度增加。但额度虽有增加，在中央财政中诸如行政费用之类的固定支出已占去大半，剩下的可支配额度仍然有限。除去媒体广泛披露的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跑冒滴漏外，这种财政支持的力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幅度，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经济增长，因此倾向于公平的调整不能以大幅损伤效率作为代价。正因如此，此次六中全会在要求全党将“构建和谐社会置于更突出位置”的同时，再次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轻重缓急排序，不但可能造成具体决策上的难以取舍，更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表面共识下，真正决定社会进程的可能不是中央意图，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各自表述。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不但将限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力度，而且可能模糊和扭曲其利益调整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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