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强盗，人们是要反抗的，而权力致富说白了也是一种强盗行为，焉能不引起人们的仇恨?也难怪在春秋以前老百姓就喊出了：“硕鼠，硕鼠，毋食我麦”的口号，而每次的人民起义“均贫富”的口号喊出后，总是一呼百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想，既然你们可以掠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掠夺回来呢?
所以，仇富不怪老百姓，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致富是一种非正常的权力致富。在现在的国际大趋势下，对戕害人权的专制权力体制既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么，对于中国社会这种戕人权的权力致富，当然也应是人人得而诛之。
腐败为什么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2004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以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为组长的国内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提出，2010年为中国危机多发期，腐败可能成为危机导火索。那么，课题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在所有关于腐败问题的报告、报道和论文中，在指出腐败愈演愈烈、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同时，通常都要在一个转折词之后来一句：“当然，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的确，腐败分子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只占极少数，他们的存在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和地位，不可能影响党带领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但是，应当看到，即使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也是危险的。
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评议“大跃进”运动时曾经说过，“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好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因为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这个比喻被中国人用了许多年，十分著名。在中国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说的是一个指头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那九个才能决定。作为极少数的“一个指头”当然不能决定事物当下的性质，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一个指头”通常指的是两种类型的东西。一是“新生事物”。不用说，这个道理我们早已经很熟悉了：虽然某种革命力量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十来个聪明人”(列宁语)，但它很可能是撼动地球的杠杆。二是事物内部因异化、蜕变、落后等原因而产生的消极因素。这样的事物从理论上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性质，却也常常是不可轻视的力量。
不需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等不到某种消极因素超过“一个指头”的时候就开始叫唤，说整个事物已经具有“一根指头”的性质了。比如说，在某某城市，一个月里连续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案件，虽然这连半个指头都不到，但许多老百姓还是人心惶惶，安全感大大下降了。一个人常常只因为做了一件坏事，曾经做过100件好事的历史就会被遗忘，而被一棍子打死。在一些国家，一个官员只要犯一个错误就可能被迫辞职下台。
评书艺术家袁阔成有一次表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按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很少但却到处都有，而且分布还很均匀，让人觉得好像满天下都是坏人。”这话说得挺有意思，似乎还真是恰如其分。实际上，均匀地分布着的坏人加在一起没几个，也不一定有“一个指头”那么多，要是真的达到“一个指头”，即10%，比如说，中国13亿人口，有1.3亿是坏人，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多么恐怖!
可见，即使是消极因素，“一个指头”的力量也很强大，虽然它是极少数，但对人们认识事物的性质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影响力常常会超过那“九个指头”——或许人们明明知道有九个指头在，但就是要高估一个指头的力量。实际上，在普通人的感觉、感知和认识中，事物的性质发生质变时的量是很小的，离实际上真正界定质变的那个度很可能是非常远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规律?
公众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常常是非常挑剔、很不“实事求是”的。他们在对事物定性的时候很少具有作深入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的耐心，常常是十分武断的。比如对待一只桃子，过去人们由于生存状况所限不那么讲究，即使烂了一半，许多人还会把看上去是好的部分吃了;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许多人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腐败，就认为它是一只烂桃子，当垃圾扔掉。因此即使公众是不实事求是的，我们常常也只能跟着他们走;不管他们这种思维方法够不够“规律”的级别，恐怕就得受到尊重。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吃桃子的，但实际上我们也常常卖桃子，有些人还是专业户。当我们面对买桃人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信，买桃人是绝不会买烂桃子的。一旦我们的筐里出现了烂桃子，他们必然强烈指责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珍视这种指责，让它促使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防微杜渐、谨慎从事。如果我们头脑还很清醒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即使离发生质变的那个“度”还很遥远，我们也必须积极做好保鲜工作。这就是党中央、中纪委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的原因。
23.4 关于弱势群体问题
弱势群体是丧失感是全方位的，他们的被剥夺感白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机会、政治权利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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