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开的现状割裂了“爱护公物”的价值共识。公众“爱护公物”有这样一个前提，即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社会能分享公共财物;这样公众才能拥有一种“共同的利益感觉”，有了对公物的归属感，才会有爱护公物的责任心。权贵联盟和官私勾结垄断了对公共财物的占有，如此，弱势群体在道义上获得了一种暴力分享公物的诉求。是“公权败坏”和“贫富差距”割裂了社会对公物的价值敬畏。
人没有了廉耻，并不是礼教的坍塌，而是精神被礼教踢出了大门。
不要以为仅有野蛮是暴政，轻率也是暴政的一种。
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精英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精英的道德状况，精英具有强大的道德示范作用;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如果精英缺德，那么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法官贪污枉法、记者收受红包、学者剽窃、明星男盗女娼，那又怎么能够期待平民百姓个个讲究礼义廉耻?如果只有无道之人才能够飞黄腾达，怎么能期待人们见贤思齐?
传媒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在一些媒体上，充斥着对弱者的冷漠和歧视。相反，“成功者”则被捧上了天，但从不过问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实际上，这种逻辑最符合精英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据此推脱对穷人的责任，理直气壮地拒绝救助弱者。。这种舆论环境对弱者却极为不利，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据，而且还通过强化他们的自卑和自责，使他们在物质的不幸之外又更加上心理的不幸。
制度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它削弱了政府内部捍卫正义的行为，那些政府官员拒绝帮助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可能确实会受到上级的训斥甚至惩罚，至少不会因此得到表扬或者提职。
武器是用来杀伤外敌的。在内斗时，不论朋友之间还是种族之间，若以致命武器杀向对方，是违反自然法的伤天害理的愚蠢行为。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自残记录。
同伴间的肝胆相照，却成了集体死亡的陷阱，实在是残酷的讽刺，但好象只有人类的聪明，才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来。都说团结力量大，但面临绝对强悍的敌人时，团结只能造成更大面积的死亡。
好人整好人是悲剧，好人整坏人是喜剧，坏人整好人是惨剧，坏人整坏人是闹剧，不分好人坏人和不知谁整谁是历史剧。
现实中的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时，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
商场有盈亏，官场有沉浮，赌场有输赢，赛场有胜负，情场有悲喜，凡是属于“场”的东西，皆有两极，唯有一种“场”只有一极——刑场。
权力是暂时的，财产是后人的，健康是自己的，关系是重要的，友情是珍贵的。
三十六计不光是作用于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而且以强大的渗透力作用于民间，左右着旧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三十六计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本质性总结，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生动写照。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当下中国仍然处于立宪政治时代，这是近代以来始终没有完成的一项任务。尽管中国有宪法，也有一些现代宪政制度的因素，但却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宪政政体框架;因此，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和平而理性的体制内讨价还价机制，社会利益的分化很容易演变为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面临治理危机。
宪政治理派致力于寻求权利与权力间的平衡：天真的自由主义因为追求个人自由而倾向于否定国家权威，宪政治理派则并不否定国家权力，但又试图限制和约束这种权力。它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接受司法的审查;它要求国家尊重人民的权利，这样的权力不是光写在纸上，而需要由独立的司法机构予以切实保障。
中国现在的危机有社会方面的人口问题、三农问题、公正问题、贫富分化;政治方面的权力扩张和腐败、潜规则对明规则和行政效率的侵蚀、公共权力对私域的侵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等。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表明，条件不成熟的民主化过程容易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和国力大幅衰退;越是规模大国，动荡与衰退愈甚。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政治转型期的混乱不但会导致国势衰落，而且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制造大量难民。
一种决策没有任何争论、任何碰撞，它的可靠性总是难免有些可疑的;何况也许决策从一开始就明摆着潜伏了无穷的风险。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个总是觉得很痛苦的人，往往就是把幸福的底线画得太高的人，期望值过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较大的差距，于是痛苦就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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