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把政治看作帝王将相的职业，非其他人可以染指。长期受此影响的结果是参与者利益集团将政治和担当官职的技术专门化、家族化，以利于在自己选定的范围中一代一代地遗传，从而事实上垄断政治并世代相传。
本来，官僚出自贵族政治。“官”指的是大夫或者士以上身份较高的人，拥有家族和土地、身兼国家的职位和宗法制中的家长双职，因而官指的是贵族。官的另一含义是管理者，“官者，管也。”。“僚”则是同官为僚;官僚就是官之下僚。官僚是从君主的家臣发展演化而来的，因而整个官僚阶层无非是君主的鹰犬，官僚制是专制主义寡头政治的体现。
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以中央集权、皇帝独裁、非严格等级制、官僚阶层为结构层次，实行非世袭的政策，采用较为公平的提供更多机会的定向期望录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制主义、非严格等级观和仁政观、礼教观结合的官僚政治观，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文化。
官僚制度的结构、政策、非世袭性，以及政治世代垄断造成官僚世族阶层的事实，造成官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利益综合体的现象，可以称为“官本位”效应。
在一般的剥削社会形态内，人们的身份地位往往是以财产的多少为依据的。而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正好相反，是由其官职的高低来确定其凭此可以占有的相应的土地和依附民。有了官职，便有了政治利益，相应也有了经济利益。
官僚阶层进一步形成官僚世族阶层，“官本位”也就一度极端化为“官僚世族本位”。官僚政治体制结构中，统治阶级不能简单地与地主经济划等号。地主阶级一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常见的是大地主与中小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无权掌握政治，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参与，而变成政治依附阶层，甚至成为统治与被统治间的缓冲阶层。
“中国特殊”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和文化上的。
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即不是西方教科书上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
特殊的混合经济必然产生特殊的只好阶层。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虽然具有独立的财产，但很少追求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不是政治权力的制衡，因为他们当初的财富积累与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密切相关。
中国发现腐败的原因与中国独特的信仰文化有关，主要表现在政治信仰失落和宗教信仰贫困。在政治信仰方面，随着商业化、市场化的盛行，贪官的政治信仰正在被贪欲、物欲、情欲所取代。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社会的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缺乏内生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
中国文化向来存在“稳为先，变为次”的传统，而且“稳得快，变得慢”也是熔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重要基因。中国政治文化中尽管缺乏西方所固有的外部制衡为特征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约，但自古以来并不缺乏内部制衡的传统。同样，今天的中国政界因为博弈所产生的制衡和监督效应，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和轻视。其实，正是中国政治的治理结构中，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与制衡，所以中国核心领导层能够不断调整，导致中国的发展保存和延续了相当的潜力与活力。
西方著名的“绝对权力比如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已经被众多政治学家证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理论。但是在中国，如果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目前的中国相比，前者的权力绝对化远远大于后者，但后者的腐败程度又远远大于前者，由此难道可以推出：权力越集中，腐败越少;权力越多元，腐败越严重吗?
这就是中国的“特殊”之处。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着两种对立的文化传统，一种是阿谀的传统，一种是忧患的传统。虽然都产生于专制主义时代，但出发点并不相同。前者从个人得失着眼，不计天下的利害，人们称为“佞”;后者从天下利害着眼，不计个人得失，人们称为“忠”。在传统的观念中，忠佞二道的消长，决定着国家兴亡盛衰。这种把国家盛衰归于臣民道德的思想虽然未见得完备，但它确实传递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成于忧患，毁于安乐。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盛世少，而衰世乱世多，盛世短，而衰世乱世长，一大原因就是官场上下耽于逸乐者多，深于忧患者少。
马克思曾经说过，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其所以是“最可怕的势力”，一是它形成的历史“悠久”，要治这些行为的积弊一朝一夕难以奏效;二是它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它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中习以为常。
24.2 关于腐败文化问题
在中国，贪污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甚至可以说，贪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最早的有关“贪”的记载：
“徇财曰贪，玷官曰墨。”见于宋朝《册府元龟》。
“贪以败官为墨”。见于《左传》。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 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