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就象一面镜子，它对准什么事物，哪一事物就会被照得格外明晰。中国当代和传统文化中的多种因素都使它对准了腐败现象。
腐败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系统中有大小的差异，其实，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腐败一词，其本义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比如卢梭就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从而产生了私有财产、公共权力等物，最终导致不平等加剧，这一进程就是人类走向腐败的过程。这是腐败一词的最广义的应用。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广义的腐败是指政府治理一般意义上的败坏，其间不一定有人直接得到好处，但整个社会受损;狭义的腐败则指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标。
体制也是一种文化，体制的运转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体制的文化作用的影响，远比结构方面的影响绵长而深邃。而且，由于是深层次的影响，往往被直观式浅层思维排斥在考虑范围之外。事实上，体制文化作用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腐败的促成因素，但其间的机制比较隐蔽和曲折。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在现阶段，是由国家代表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并由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调控体系负责一切社会价值、社会利益的分配。在公有制下，国家是关键，国家至高无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国家的名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其理由之正当和充分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已经深入到当代每一个大陆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干部们，由于他们是代表着国家在行使权力，上述的几点已经渗透到他们的潜意识里。
当具体到每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干部身上时，情况就出现了差别。有的干部不知不觉地在潜意识里将“以国家的名义”和“以某一集体的名义”等同起来，或者说用后者替换了前者。他们的推理过程很符合逻辑：我要对国家负责，但具体地说，就是对我所担任职务的部门或者单位负责;而我所担任职务的部门或者单位，说到底是国家的，我这个部门或者单位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既然如此，以部门或者单位的名义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这就是“只要以公家的名义，什么事都干得”。
文化与法律在这里发生了冲突。应该遵循文化的律令，还是遵守法律?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一般地说，文化的力量远比法律的力量强大。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缺乏对公德的提倡和弘扬。公德是团体结构中个人与团体关系的价值准则。中国传统社会是根据血缘关系往外推的，家族化的构成，阻碍了个人超越血缘规范直接同国家实体构成关系。
如果说经济是“看不见的手”，那么，文化就是“看不见的脑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许多行动，相当程度上是受着文化这一深远因素的支配和制约的。文化就象一面镜子，它对准什么事物，哪一事物就会被照得格外明晰。从文化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常常能把事情的底蕴看得更透彻。
特定的社会条件，就是我国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尚未完成，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我们的社会调控系统，其权力在逻辑上是不受限制的，一般的公民(包括绝大多数干部)面对这么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系统，感到自己之无能为力。
中国旧传统的伦理范畴，全都来自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伦常关系。其中君臣是父子的扩大，移孝作忠;朋友则是兄弟的变种，朋友间称兄道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五常实际上是三常：父子、夫妻、兄弟。可见中国旧传统的伦理，真正的核心是血缘。“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行为的是非标准是以己身为中心，沿血缘关系外推，与自己在血缘关系上近者为是，远者为非，越近者越是，越远者越非，其结论当然是与自己没一点血缘关系者便可以随意处置，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而假如有人胆敢秉公而无视血缘关系，裙带关系，在传统道德看来倒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朋友是兄弟的变种和扩大，是三纲五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如此规定了，现实生活中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等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从血缘关系发展到关系网，在此种文化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当关系网和人治、官本位搅在一起的时候，就出现了爪牙和靠山。
带有浓重农民文化痕迹的宗法思想，这种文化氛围造成了一种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容易进行和容易蔓延的态势，故而是属于腐败现象发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构成宗法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传统文化中对子女的态度。从整体上说，中国人头脑中“将子女的一切包下来，为儿女作牛马”的观念，与“一切依赖父母”的观念相辅相成，形成了千百代人的恶性循环。很多贪污分子就是在对儿女的疼爱中犯罪的。
道德作为一种文化指令，起作用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叫做外在制裁，即以社会舆论和社会奖惩为手段，通过对个人行为的褒贬损益来迫使人们就范。
另一种叫做内在制裁，即通过个人内心深处的是非感而表现出来的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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