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土匪，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生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大的低级阶段。
高水平的土匪，发出通知，立下规矩，坐等别人交费，与官府收税一样;此时，性命换来的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比较小的高级阶段。
这种制度的建立，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察网，铲平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制度才能有效地建立。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要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见血地苦干。土匪头子在他的辖区也是要讲规则的，这是他考量统治成本收益后的必然选择。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皇帝掌握的武力最强，钦定法规也最具有权威性。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应该叫“法酬”。所有“法酬”都是流血牺牲换来的，因此法酬又是血酬的一种存在形式。
权利和义务是来自西方的法律用语。普通人都有增加权利或者减轻义务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都有立法的企图。不能立大法、立国法，那就立小法、立家法、立村规、行规、立土政策。拥有伤害能力的各类强者，公开或暗自挤占弱者或其他冤大头的份额，真实的权利疆界与钦定地图所描绘的相差甚远。
肉体伤害是有价格的，任何伤害都是有价格的，在历史事实中，甚至人命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实际上，决定伤害价格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避害选择的机会成本。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管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者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格由此确定。
总之，“抄手拿佣”也好，代理费也好，从受害者的角度看，都是消灾避害的费用，都是对破坏力量的赎买。从加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无中生有，强横加害，挣的是破坏钱。这笔钱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土地要素的报酬叫地租，资本要素的报酬叫利息，劳动要素的报酬叫工资，破坏要素的报酬应该叫什么?考虑到暴力与流血的必然联系，考虑到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互换关系，我们不妨称为“血酬”。
这个称呼与当事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江湖黑话中，钱就不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总之，把破坏要素之所得称为“血酬”比较贴切。需要强调的是：破坏力毕竟不是生产力，血酬是第二性的东西，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所能损害的正面价值。
生存资源是分层次的，所谓“身外之物”，只能用来称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钱货物，这条界线之内的则是“等身之物”，那是养生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额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博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正如“卖命”这个常用词所表示的那样，生命和生存资源之间的交换关系早已得到大众的深刻理解。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革命者大体上都是博命者。
资源分配必定遵循某种规则，必定发展出某种规矩。在中国历史上，“横规矩”一直担负着资源分配的重担，据此分来的资源，便是不断改头换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血酬”。
“血酬”和“横规矩”并非一无是处。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流寇不如土匪，业余土匪不如专业土匪，短期捞一把的专业土匪又不如土匪世家;真把一块地盘当成自己的家产了，反而不肯胡乱糟蹋了。为了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狼群也要调整自己与羊群的关系。
“干股”就是企业无偿赠送的股份，但还不如“硬股”更准确。“硬股”这个概念和“卖命”的说法一样，蕴涵着造词者和用词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彻理解，是地道的中国思想和民间智慧。这种智慧在当代民间又有创新：如黄股——资金股、白股——技术股、红股——实权人物的干股、黑股——送给黑势力的股份，以及“权力股”、“好汉股”等等。“硬股”是“血酬”在股份制中的存在形式。这种东西的存在，勾勒出中国“成事要素”的常规范围，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
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的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普通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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