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确曾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的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
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够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委。。。。。。诸如此类，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用。这种作风，确实在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可以见到，即使在民主政治下，也是存在的。
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也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是为自己谋图利益的勾当。象这种社会性的官僚主义政治，是依存于诸般社会条件，而又为那些社会条件所范围着的，它可能增大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却不可能单在技术上去谋求根治。
一是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而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术的方面。
二是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僚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三是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如拉斯基教授所说，在一切大机构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
那是一个什么历史阶段呢?
就政治史上说，那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在那个过渡阶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态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却是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官僚或官吏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所以，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伴随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专制主义政体是一个过渡的政治形态。在它下面，被看作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还不会当作它的对立物而成长起来;同时，被看作贵族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也不会随着专制政体的出现而根本受到否定。是所谓官僚，大抵是由贵族转化过来的。
在专制主义政体下，主要是由贵族充当官吏，就是在市民阶级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形态下，许许多多的上级官吏也还是贵族出身。可是，同是贵族，他们的性质会因所处的社会不同或经济发展的条件不同而大异其趣的。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自己在那里为自己行使统治，在名分上尽管小贵族对大贵族有一定的依附关系，但实质上他是所在属地的绝对支配者;到了过渡的专制政体下，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再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态下，他们又变成公仆或政治的雇佣者了。这种政治权力的推移和变化，在它后面，存在着一种社会经济实质的转变。
被看作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么，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显然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一切尚逗留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显然还不免在为这种政治支配形态所苦恼。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混合着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
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官僚政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它的特点应该从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政治两方面来说。中国现代官僚政治虽然大体照应着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形质上的改变，从国外、晚近更从德美诸国新官僚体制中吸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把原来的传统形态复化了，但原来的传统形态并不会因此被否定或代置，反之，那是原来官僚政治形态在现代的变本加厉或强化。
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三种性格中：
一是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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