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称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史诗是比较合适的。这同时也是它的短处：过于现实了。难怪伍尔芙这样的意识流小说大师，毫不留情地批判巴尔扎克，而推崇印象与现实交融的普鲁斯特。
欧美各现代画派，也从不同的方向，给写实主义贴上了封条，将单纯写实彻底送入了美术史。
莫洛亚《追忆逝水年华》的序言中写道：“像德加或莫奈用丑女人画出杰作一样，普鲁斯特的题材可以是一个老厨娘，一股霉味儿…他对我们说：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这些简单的形式下面了。”
《红楼梦》的英译者霍克斯曾言：这部古典名着像一本现代小说。
而当下的许多中国小说，重故事情节，轻洞察生存，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一张脸就是一张脸，事完了，人也没了……作家似乎走上了回头路。
《红楼梦》通篇用白话，是小说对应日常生活的逻辑结果。说她“用白话”，其实也不够准确，不能揭示她与生活的浑成状态。毋宁说，曹雪芹原本是用大白话来思维的，雅俗浑成，北京的官话，吴侬的软语，氤氲在一块儿。专家学者举证多矣，也曾唇枪舌剑，而后达成共识：《红楼梦》的语言，是南北语系水乳交融的典范。当时的北京已是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北京人又羡慕南方的富庶，南方的文化。邓云乡先生指出：“清代统治者起自关外苦寒之地…极羡慕江南苏、杭一带的风物民情，菜讲南菜，货讲南货，纸讲南纸，酒讲南酒，衣讲南式…就连说话也觉得南方话好听，所以有‘吴侬京语美如鸢’的说法，就是说江南人说北京话简直像黄莺叫一样，比北京人说北京话还要好听。”
也许可以这么讲：南北文化，均汇流于曹公笔下。
曹公在北京写作，记忆冲着南方。他打通了雅俗，涵盖了南北。他的白话文，比“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更流畅。这蕴涵着什么样的大问题呢?
现在，北京有大观园，上海也有大观园。两座风格迥异的大观园，合成一个文化隐喻。建筑艺术家的杰作，对作家是个提醒。
思想层面的《红楼梦》，我略谈几句感想。
清代尊程朱理学，康熙雍正乾隆，封朱熹为“十哲之一”。一提理学，大家都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天不变，道亦不变”。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以人情、人欲之说抗衡天理，像魏晋竹林七贤，以“不孝”与放浪抗衡礼教，二者都对封建统治者玩弄的花招说不。玩弄花招是说：让社会的伦理道德，永远听命于皇权、族权，听命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贾府等级森严，处处道德布控，不独摧残奴婢，连主子也不放过。可见，道德这种东西，一旦僵化，势必祸及方方面面，紧要关头要吃人的。
道德的本质，尚须细思量。
曹雪芹的思想与戴震相近，不过，他重情、重欲、甚至借警幻仙姑的口称贾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则是他从自己的红楼大梦中悟出来的。作品的立意或主题，因回流到日常感觉，所以无板结，无说教。《红楼梦》中的意识流动，似乎到了“意识流”的边缘上，却停在边缘，照顾读者。小说开头还谈了一通“意淫”，俨然是个大发现。估计雪芹原稿，涉及“淫”的东西更多，被脂砚斋斟酌后划去了。
曹雪芹九
天理走了极端，情、欲、色要走另一个极端。这是历史本身的张力使然。
想想曹雪芹那阮藉式的性格，多愁善感又桀骜不驯，他要走极端的。只有那些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的人，方能看见飞鸟各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作家的好手段，是一竿子插到人性深处。插不深，则会弄些面面俱到的拚盘，宣称他表现时代……
宝玉含玉而生，那块玉，王国维解读为欲。人生诸多欲望烦恼，系在脖子上。宝玉摔它好多次，恨声连连，把命根子说成劳什子。他最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似乎解决了欲的问题，由色而空，一切人间悲喜，终归于佛门清净。我觉得，这是曹公布下的迷魂阵。由色向空，古今中外皆有，是生存情态中固有的环节，只程度有不同。跛足道士唱的《好了歌》，说世间一切“好”都将归于“了”。甄士隐有“夙慧”，一听便悟，当场为《好了歌》作注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不过，官场民间，有此“夙慧”者并不少。曹雪芹的高明处，却是把我们的目光定在茫茫雪地上，由空返色，由大梦的终点返回大梦，重新打量人的生存，尤其是女性的生存。他带着我们步入虚无，又从虚无重返人世，这一去一返并非无用功，它使生存的诸环节毕现纷呈。
由色而空，由空返色;从有到无，无中生有：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庶几接近西哲所言：“人是虚无的占位者。”
而一般作家和思想者，常止步于由色向空的环节。曹雪芹走得更远，这“更远”却是返回。修养，情力，欲之烦恼，三个助推器，成就了我们的顶级作家。
曹雪芹确立女性价值，是《红楼梦》的核心思想。群芳凋零，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有芹泥，有雪芽;“一寸嗟独在”，有叹息就会有生长。有见证毁灭的眼睛，就会有美好的事物重新出现。曹雪芹的人生观是入世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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