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诸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动手，群小动口，说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根据在司马迁：“屈平见疏乃作《离骚》……”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其志也，可与日月争光也。”
“疾王听之不聪”，疾是痛心疾首。王听不聪，是说君王听言太广，不能能辨是非。
不过，臣僚无数的君王，能轻而易举地辨明是非么?
诗人屈原徘徊大江之北，仰天叹息，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和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正直而有原则，有丰富而高尚的品德，有不同凡响的才能。
名字对人有暗示和指引，古今皆然。
楚怀王在位的前半期，借他父亲楚威王的余威，尚能对抗虎狼之秦。形势急转直下，是在后来的几年间。楚怀王兼听不明，类似三国时代的袁绍。内忧外患之际，若非大智大勇者，怎么能有英明决断?
怀王听谗言，认为是高见。谗言之所以能够流行，说明它有着广泛的基础。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各利益集团跳得很厉害。楚怀王听谁的?好像人人都有道理。抗秦有理，联秦也有理……仔想这位楚怀王也是可怜。战国后期的楚国更需要铁腕人物，他恰好不是。
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形势再度紧张，秦国对楚国抛去的媚眼不予理睬，反而搞边境磨擦，探虚实，为大举进攻楚国作准备。
怀王又怀念屈原了，急召屈原回郢都，让他出使齐国。
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
齐国的强大，源自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和军事家孙膑。它占据着华北大平原，富庶不在楚国之下。秦、齐、楚三国，秦是穷山恶水，民风凶悍，斗志最强。它的地理位置也利于打仗，居高临下，如从汉水顺流而下，很快就可以打到郢都。相反，楚国攻秦国是不利的。楚国亲秦派势力大，除了贵族要自保，也有现实的考虑。联秦派有市场。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看不透秦国的野心。秦国攻伐赵、魏等小国，楚国还有人拍手称快，认为秦军帮了楚军的忙。秦国之外的六国，曾经有过联盟，楚国还是盟主。六国联军也曾攻秦，却因各打各的小算盘，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被秦军击败。
现在，楚国的战略是：不管那几个小国了，直接与齐国联合，两股力量是加法，六股力量，却可能是减法。而齐楚两国拧成了一股绳，其余诸侯国，自然会靠过来。即使不加盟，也会保持中立。
在今天看，所谓联齐抗秦，确实具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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