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夏木瓜”在教员们中间广泛传开了。恼羞成怒的木瓜摆出了权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愤。双方斗了几个回合，以教员们的胜利而告终。木瓜辞职，学校开起了庆功会，鲁迅痛饮绍兴老酒。
这是1910年，离辛亥革命很近了。夏木瓜尊孔，真是不合时宜。
鲁迅“升官”了，从杭州返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做了学监。
还是穿廉价的羽纱长衫，抽强盗牌香烟，吃条头糕。还是形同单身汉……
绍兴古城弥漫着革命的空气，人们公开议论三年前死去的秋瑾、徐锡麟。鲁迅一头短发，昂扬走在街上。绍兴府中学的学生们满怀敬意地望着他走过，悄声议论他与秋瑾的友谊。
“革命”来了。
革命党人王金发的队伍从杭州连夜开到了绍兴。穿蓝色军装的士兵们，穿草鞋，扛步枪，打裹腿，精神抖擞。
绍兴城亮起了各种各样的灯：油灯、纸灯笼、玻璃方形灯、桅杆灯。没灯的人点起了火把。
革命照亮了千年暗夜。
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上任的头一天与全体学生见面，他戴着一顶军帽。校长致辞，简短有力。下面的操场内响起了欢呼声。
可是没过多久，绍兴的人们看见革命的标志性人物王金发长胖了，满脸油光。绍兴的士绅们用祖传老办法，群而而捧之，拜贴如雪片，这个送衣料，那个送翅席。绍兴府虽然改成了军政府，进进出出的却还是那些人。
城里忽然有了许多名目的革命党。不少人开口革命闭口革命。
城里和乡下的闲汉们兴高采烈，纷纷涌入军政府衙门，穿皮袍大摇大摆。
沉渣泛起。鱼龙混杂。
王金发变了，拒绝青年们提出的惩办杀害秋瑾的刽子手的强烈要求，说是“不念旧恶”、“咸与维新”。
青年们愤怒了，发传单，办报纸，痛骂王金发，请鲁迅做他们的后盾。
鲁迅站到了王金发的对立面。
绍兴城一度盛传，王金发要派人杀鲁迅。
鲁迅的母亲吓坏了，要他出城到乡下去躲避。
鲁迅不走。夜里还上街，打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周”字。过了一段时间，平安无事。他还当校长。王金发虽然糊涂，却不至于暗杀他。
许寿裳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请鲁迅去南京。教育总长是蔡元培。
1912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
同年五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门外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八月，他从教育部第二科科长的位置，升为部里的佥事，是个高级干部了，月薪丰厚，权力亦大。于是，找他的人多起来，几乎排着队，到他的办公室或会馆小屋。如果他愿意在官场中谋个前程、编织关系网的话，此间是绝好的机会。
可是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有些机会根本就不是机会。
他看不见这些机会。
鲁迅的意识之所向，乃是时代。而由于他这么多年来死死地盯住人，盯住个体不放，所以，他所看见的那个时代，跟他的同时代人有巨大的差异。
他实在不喜欢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事实上，那些人所怀揣的各种名利念头，他要么在脑子里一晃而过，要么看不见：视若无睹。
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不得不置身于庸常官府、庸常的人际关系的纠缠。他做上教育部的高级干部，跟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欣赏有关。后来，二人都从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门转入了大学。蔡元培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鲁迅是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奠基人。
思想家每天上下班。思想家夹着公文包匆匆走着，走过北京的一年四季。
鲁迅越来越烦那些敲门者，有时候对敲门者非常的不客气。
一个不愿意把别人当成敲门砖的人，自己也不愿成为别人的敲门砖。有趣的是：鲁迅既不知道“门”是什么东西，又不知砖为何物。
脑子里满是民国、民族、历史、当下，门砖之类哪有踪影?
活在历史进程中并能意识到这种进程的人，眼里哪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而西方近现代，这种具备了历史感的人特别多。中国从先秦到汉唐宋，目光长远者亦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思想又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高速运转了。
鲁迅一头扎进古书、古碑、古佛经。为了前行他回望着历史。他辨认着黑暗。黑暗的广大与深长，经由历史的惯性延续到民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
鲁迅紧张辨认着黑暗的“核心物质”。
郁闷，痛苦。历史的毒气与鬼气，也侵入鲁迅瘦小而坚硬的身躯。欲辨认对象，他是要和对象近距离接触的。
针对历史的毒素，鲁迅必须以剧毒之身，携带着强大的异质性力量，跃入历史的深潭以毒攻毒。他清点着历史的有毒物质，寻找那颗支配着无数吸盘的魔鬼般的章鱼头。
而历史自有闪光处。
鲁迅发现了魏晋文学和嵇康。那是一个具有“人的自觉”的时代，读书人纷纷反抗儒学礼教，不惜以死相拼。个体要成为自由的个体，付出了血的代价。龙章凤质的嵇康四十岁赴刑场，乃是追求自由的个体在封建权力魔掌下的历史性的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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