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至死不悟。
鲁迅对中国人的各种类型的“忘却”深恶痛绝。《为了忘却的记念》，故意说反话，把“忘却”抛到前台。我以前也是读不懂，盯上了忘却二字，正中先生的下怀。
忘却也是弱者的特征，弱者的生存术。试想：如果阿q不善于忘却，桩桩屈辱铭心刻骨，他还能在未庄混下去活下去吗?
所以鲁迅先生，对阿q们，对孔乙己们，对“鸭子般伸长颈项”的可怜又可怕的看客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可是很多人并不这么想。小说刺激了他们的神经。
当时有人在《现代评论》撰文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这话是嘲讽的，却也讲出了鲁迅特色。
写《包法利夫人》的法国大作家福娄拜，同样保持着外科医生式的冷静。
冷收缩反衬热膨胀;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此系苏轼名句。
冷与热的辩证法，鲁迅体验最深。
契柯夫的特点，俄罗斯人总结为：淡淡的幽默。冷热之间的淡淡的幽默，可能是契柯夫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找到的艺术喷发点。而读过契柯夫的人都知道，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对俄罗斯抱着怎样的火热的感情。
鲁迅很喜欢契柯夫。二人都学过医。都弃医从文。
《阿q正传》自问世以后，数十年间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是否指向中国社会各阶层?阿q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许许多多的学者作家卷入了这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而争论本身，又折射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眼光和心态。这是小说的延续。一石激起千层浪。惊涛拍岸不停息……
郭沫若说：“旷代文章数阿q。”
鲁迅七
茅盾说：“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
郑振铎说：“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
钱杏邨则批评鲁迅：“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钱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马上有人撰文反驳：《阿q时代没有死》。
鲁迅自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又说：“十二年前，鲁迅作了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一时”是多久，鲁迅没有讲。
几千年形成的病根，几十年难以去掉。历史有不易察觉的惯性。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深有感触，他写道：“可怜的阿q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此可见，国外也有阿q。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该好好地看看。
鲁迅研究国民性由来已久，《呐喊》是一次集中喷发。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们长大后，“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遗憾地发现，阿q还在到处走，虽然他已经不戴毡帽，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怯懦、油滑、短视、中立;麻木、侥幸、忘却、投机;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软怕硬……学界商界演艺界的阿q，市井的阿q，农村的阿q，机关大楼里的阿q……
花样翻新的精神胜利法，还在强势推销。“市场前景”难以测量。
二十年代前后，鲁迅成为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于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样式特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学的课，以讲师的身份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花掉多年积蓄，卖掉绍兴老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房子，将母亲、朱安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他回过一次绍兴，闰土来看他，当初的英俊少年变得非常木讷，像个木偶人。鲁迅为此写下着名的《故乡》，忧郁的目光瞄准饱受欺压的底层。
早年在南京下矿井，鲁迅对“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们印象极深。
病态的社会，苦难深重的底层，此二者，牢牢地牵扯着鲁迅的神经。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悯人的情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
杜甫看。白居易看。苏东坡看。陆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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