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向中华民族挥舞着屠刀。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
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六月，副会长杨铨被执政当局派出的特务暗杀。鲁迅也被列入暗杀名单。他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赴死之心已决。
大雨滂沱送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情最是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血呀，血呀，同志的血;同胞的血……
三十年代的鲁迅，写长篇巨作几乎不可能。炮火威胁他的寓所，使他几度出走。
杂文一本接一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人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赤子之心如鲁迅。比如闻一多。
真理一词在德语中含争辩之意。中国人，太多的是折中面团，太少的是唇枪舌剑。
鲁迅形容说：两个中国人见面，通常互问台甫，拱手，假笑，然后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中国人哼哼哈哈的本领倒是称冠于全球。
鲁迅中年得子爱怜有加，有人却拿这个说事儿了，嘲讽他。鲁迅付之一笑，写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的旧体诗，现代罕有企及。
鲁迅想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想写盛唐杨贵妃的长篇小说，并为此作了很多准备，却未能如愿。这非常可惜。
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正是工农红军屡遭围剿极艰难的时刻，鲁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敬意。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拍贺电，托人给红军送去火腿。他细听陈赓、冯雪峰讲长征的故事。这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在鲁迅杰出的大脑中长时间再现着酝酿着……
鲁迅写杨贵妃的念头则起于二十年代，1924年他去过西安。他眼中的盛唐时代和杨玉环这样的悲剧佳人会是怎样的呢?他多次讲，决不相信女人祸国的。
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写盛唐及盛唐之衰，将是何等景象?
鲁迅不是专治史学的，可他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性眼光强于任何历史学家。历史学离开了历史性，势必变成一堆唠叨。历史性，乃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鲁迅写杨贵妃的冲动，是否包涵了瞄准他自己身上的某些盲区?
可是所有这些，只剩下深深的遗憾：民族的遗憾，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
鲁迅先生病了，病情时好时坏。
肖红这样写：
“一九三六年三月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象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
鲁迅九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久书桌上的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
拿什么做比方呢?普鲁米修斯偷给人间以光明。
鲁迅翁的一生，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单是给青年写回信就有三千五百多封，毛笔字一丝不苟。他累啊。
伟人的犟脾气，真叫热爱着他的人毫无办法。多少人劝他。病中的宋庆龄给他写信，称他“周同志”，恳请他出国就医，他不听。
甚至不听医生的再三叮嘱，不喝牛奶。许广平对肖红说：“周先生人强，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鲁迅先生硬到骨髓里去了。
肖红这样写：
“楼下又来了客人。来的人总要问：
‘周先生好一点吗?’
许先生照常说：‘还是那样子。’
但今天说了眼泪就又流了满脸。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问：‘周先生又不大好吗?’
许先生说：
‘没有的，是我心窄’…”
肖红的这篇《回忆鲁迅先生》写于1939年的10月，鲁迅逝世三周年。三万字一气呵成，写日常的鲁迅，工作的鲁迅，病着的鲁迅。深情，节制;委婉，奔放。她是一口气叫了一百多次鲁迅先生，并无一丝一毫的重复感。她用汉语艺术向我们标示：什么叫情力。
这是怀念文字的巅峰之作。
肖红死于抗战期间，孤苦零丁死在香港，年仅三十一岁。临死前她声声说：“不甘，不甘……”后来戴望舒写《肖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亦被誉为现代怀念诗中之绝唱。
能怀念别人的人，亦能受到别人的怀念。
人，是能够怀念的。这是文明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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