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谋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九死蛮荒吾不恨”，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须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苏东坡师从欧阳修，欧阳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紧紧地盯着杜甫……长江后浪追逐着前浪。这就是所谓文化传承、价值观传承、生活意义的传承。
“品中国文人”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自动涌到我的笔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链，文化基因图谱;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蕴层，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写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读者的默认。
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大致稳定的“价值的天空”，覆盖着巍巍朝堂和穷乡僻壤。孔庙无处不在。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唤起深思。解构这块价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毁这片天空却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人是离开了“意义”就会活得很艰难的一种生物。“意义”如同虫子的触须，一旦拔掉就会四处乱转，“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价值观的固化和虚无化都会导致灾难。西哲如狄尔泰、卡西尔、马科思.韦伯等早已证明，生活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维系的。自然科学追求实证，而文化谋求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意义。文化高于个体生存。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块价值的天空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但是对苏轼或欧阳修这样的文化精英来说，这块天空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文化精英们有良好的文化直觉。
归根结底，所谓文化，就是让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让有效的价值普适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于语言的抽象。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大师往往是生活意义的大师。
孔子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这里的“文”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
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与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诗圣”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的，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不变”?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论”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骤行新法”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性不忍事”，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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