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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_刘小川【完结】(39)

  相如专程到临邛拜见岳父卓王孙,卓王孙又高兴又惭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钱百万,使女儿在家产中占的份额和他儿子一样多。照例大宴宾朋,王吉、程郑等人都来了,相如谈笑如当年,却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戏,举座大笑。贵人搞阴谋,可以原谅的。文君女士抚琴。郭沫若先生考证过,那把古琴叫绿绮琴。绿代表春天,绮为绮思,情思之意。古琴弹奏出阳春三月的情思,但眼下的卓文君即将走入秋天了,她把含有深意的目光移向清瘦的丈夫,其中有欢乐,有感激,有惆怅,都在琴声中了。

  相如立功回长安,按常理,该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显示了两方面的才能:既能写辞赋,又能办实事儿。可不知为什么,他向汉武帝请了长期病假,闭门著书立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出使西南曾“受金”,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职,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让他官复原职,他不想干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员讲话,期期艾艾讲不清,遗人笑柄。我估计是心理问题,他有了表达的心理障碍。他讨厌官场的尔虞我诈,昨天热脸今天冷脸,这种体验,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过了。眼下加剧,他来个大转身背向朝廷。

  司马迁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相如娶卓文君发了财,一辈子享用不尽,拚搏仕途的心就淡了。此间他曾上书,劝武帝打猎要适可而止。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读了很多“子曰诗云”,一旦退下来,民间立场就得以显现,虽然他和司马迁仍不能同日而语。御用的角色伴随终身,如同他的消渴病,也即糖尿病。

  司马相如晚年幸福,死于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详,所以不知寿数。大概在六十岁以上吧。他临死前,武帝还想读他的辞赋,派太监到他家去取,太监空手而还。他死后,太监又去,卓文君说:他写一篇朝廷就拿走一篇,恐怕没有了。找了半天,找出一篇《封禅书》,文章不长,建议汉天子封禅泰山。后来汉武帝兴师动众封禅泰山,名为效古礼祭天地,实为访神仙,寻长生不老术。而司马相如这篇文章,连同他的《大人赋》,为武帝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作了理论及舆论铺垫。司马迁也写过《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详细记录三千年祭祀活动,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两篇《封禅书》,标示了两种相反的立场。

  相如生命垂危时,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辞赋。卓文君接待太监的语气,也有些不耐烦。司马迁这么写,似乎含有深意。读《史记》要格外留心。司马迁是言外之意的高手。在皇帝眼里,御用文字很重要,而御用文人的生命无关紧要。如果相如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悲哀。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绵绵不绝。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殊,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冶,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邓丽君演绎的江南民歌。细读这些乐府之后,再去反观汉赋,感觉更糟糕,几乎就是反面典型。汉代的文学,有司马迁这样的模糊文本的大师,有两汉乐府交相辉映,汉赋应当靠后,辞赋作者的地位应当降低。前面提过,我们并非一味地反对歌功颂德,当统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趋于一致时,颂歌也会感动人。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上下和谐的局面少而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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