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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_刘小川【完结】(41)

  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的《陶渊明和他的诗赋》,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结果是: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像我这样的读者,读今人写的古代传记,很难兴奋起来。

  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比如我们常见的、写在教科书的“文学规律”:文学形象服从于、服务于他的时代。

  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我们后面再细说。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陶渊明二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如同近现代的欧洲,大家族尚有标志家族荣耀的徽章。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

  有人说他只活了五十几岁,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细致而客观的考证中,不难看出学者们隐匿着的感情。我写此文也不例外。杰出的人物,越长寿越好。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后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人间词话》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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