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烙印》这本书，同情悲悯与庆幸之情掺杂起伏。也禁不住回想，那时身为小学生的我，一次次被裹挟在政治行为中，比如敲锣打鼓、蹦蹦跳跳地游行，特别是提了各式各样美丽的灯笼，在夜晚参加提灯游行。那灯笼蜿蜒几里，颇为美丽壮观，令我兴奋、快乐。那时的我自然想不到，那灯笼照不见的黑灯瞎火的暗处，更有多少人于悲悒绝望中听人笑语?
其实悲与喜都在那时的“规范”中。好在不肯承认规范的人还是有的，如遇罗克，他挑战血统论，如迅雷闪电之匆促撕开黑幕一角;如王朔、王小波小说里的人物，都不曾被规范、被设置、被锤扁;如聂绀弩诗中意象：“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想到这些真真假假人物，郁闷的心情才被罡风一吹而散。
鲁迅的“小”
鲁迅先生历来是伟大的，一切研究都指向伟大。后来，毛主席走下“神坛”了，思潮影响之下，也有人“倒鲁”，倒得了倒不了且不说，着眼点也是从大处说事儿。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怀想着的，却是他的“小”。
可能是妇人、孺子倾向于“言不及义”，记得在许多篇对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中，小学生马珏，女作家萧红甚至比较政治化的丁玲，都是从“小”处着眼的。丁玲记述鲁迅在“左联”开会，那显然是患着“左倾幼稚病”革命小将发言：现在老作家都不行了!老作家鲁迅就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听着，极有耐心和涵养。而对萧红、萧军这对从“满洲国”出逃、刚到上海的青年的呵护与提携，不须说到那些大的事迹，单从萧红的目光望去，将永远记得：倾谈后的深夜，飘着雨丝，病弱的鲁迅先生执意送出大门外，还指着一个“茶”字幌，叮嘱说，记着这个就找到我家了。没有了国也没有了家、一直流浪的萧红一再感叹：这样的相待，是两个小青年配领受的么?!相比之下，第一次在父亲的客厅里见到鲁迅的小学生马珏，虽没有丁玲那么成熟的理性眼光和萧红那样丰沛的感情色彩，却像是照相机“喀嚓喀嚓”，留下极为珍贵、也很有趣的鲁迅形象——破旧的帽沿有些丝丝缕缕，吃点心时有点费劲儿，似乎牙也不大好使……在小孩眼里，就是个小老头。其实那时鲁迅才40来岁，即将同许广平谈恋爱呢。
恋爱使鲁迅变小了，年轻了。读过就会感觉到，在《两地书》中，特别是在未经编辑修改的致许广平的信中的鲁迅，要比《呐喊》、《彷徨》中沉郁顿挫的鲁迅，比《热风》而至《且介》杂文中热情呼号、嬉笑怒骂、潇洒自如的鲁迅，都要年轻得多。北京时期的书信，一开始还是颇为“师道尊严”的，随着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就不那么正经，玩闹起来。许广平第一次来访鲁迅，回去在信中将鲁迅的住所细细描写了一大段;鲁迅便在回信中出题考试：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似什么样子的?许广平开玩笑，在信中一、二、三点给鲁迅“画像”，鲁迅如法炮制，写对方头发梳得很光，有时又搞得蓬蓬松松，搽雪花膏，穿莫名其妙材料之衣，特征是嚷，哭……到了两人情定，执子之手，常来常往以后，就不要写什么信了。但几年后，鲁迅北上看望母亲时给许广平的信中还深情缅邈地写道：“此时是二十三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有人屡次坐过的，而她此刻却远在上海。”可见那时之甜蜜。
文人情书，不轻浮者少，而腻人者多。长吁短叹，啊啊啊的。鲁迅的情书，平实而深情，也幽默。真的是能谈“风云”者，也能谈“风月”。在厦门大学教书的鲁迅向在广州的许广平“汇报”，班上有女生5名，说他将“目不斜视”直到与许广平相见。许广平回复道：“斜视”有什么要紧，以前印象中该是冷不防一瞪吧。鲁迅又回信说：斜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许广平给鲁迅织毛背心，赠金星石印章，鲁迅当然明白这“心心相印”的含义，说穿着背心就可以过冬了——这抗寒能力还是来自心灵温暖，所以许广平回信说，傻子，过冬还是要穿棉袄的。而为了印章，鲁迅还写信到上海买了新印泥，许广平怪他“多事”，有旧印泥可用;鲁迅说，不这样不舒服，到底用新印泥盖在他译的《桃色的云》上，赠给许广平。简直是情感洁癖。
鲁迅在厦门那一段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小细节，因为写在给爱人的信中，保留下来，因此，这个时期的鲁迅形象比其他任何时期的鲁迅都更真实、生动。比如鲁迅的日常起居，很少有人细细回忆，因为“小”嘛。而如果拍影视剧，布景道具日常状态下的鲁迅生活，在厦门时期是最容易还原不走样的。那时厦门大学草创之初，给教授们的薪水虽然高，但那里生活极不方便。没开水，自己买酒精炉烧水;近处没厕所，小便须远行，一天往返好多次，夜里只好楼下草地上了事——这可是鲁迅啊，教授啊;找当地人包饭，语言不通，一会儿有饭没菜，一会儿有菜没饭的;买些糖果点心吧，蚂蚁又来包围——最绝的是，伟大的鲁迅想出了妙招儿：把糖、点心放在碗里，把碗放在大水盆里，蚂蚁无法飞渡，只好望“护城河”而止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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