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最早一批新文学作家尽管在五四时期做文章猛烈抨击旧道德，非“礼”，非“孝”，在个人生活中却还是母慈子孝的。到了30年代前后，有“阶级”概念了，于是文学中有了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在巴金的小说中出现了昏聩的、伪善的甚至卑劣的封建家长和叛逆的革命的子孙。《家》、《春》、《秋》中的家长，几乎都在这个模式内，即便不是坏的、落后的，也是懦弱无用的。同时期的诗人艾青则是把他的爱献给了他的保姆大堰河，写出了动人诗篇：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
这时的母与子有时竟站在了不同阶级阵营中了。
时代车轮滚滚驶过，再晚一些的张爱玲又呈现不同的情形。或者说张爱玲显赫的家庭超前于时代，中西教育背景不同又加强了这种超前，使得张爱玲有那样一位得风气之先的摩登趋时的妈。这位仪容优雅的黄逸梵女士毅然抛弃了又吸鸦片又纳妾的丈夫——张爱玲的爸，亦抛下年幼的女儿、儿子，潇洒地和小姑子联袂漂洋过海看世界，在英国陪读，在法国学画，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踏着三寸金莲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虽然最终也没学成什么，但生活的世界是宽阔自由的。
这位在张爱玲四岁就出洋的母亲，在张爱玲的童年生活中忽来忽去，在年幼的张爱玲的眼里是“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回来了，一切都不同了，从父亲昏暗的烟雾缭绕的屋子搬到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面徒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排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画画、学弹钢琴、学英文、学做洋式淑女，培养“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面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待到母亲又走了，后母来了，饭桌上，父亲为了一点小事就打了弟弟一个大耳光，张爱玲捧着饭碗挡着眼泪直淌的脸，那种眼泪已是近于孤儿之泪了。那时想起漫游世界的母亲，该是多么遥不可及的绝望。
在张爱玲关于母亲的一切表述中，都透露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她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物质上的与精神上的善，都在母亲那里;而母亲常常是可望不可及的;二、她的容貌举止处处令母亲不尽满意，心下自卑，又自认在经济上拖累了母亲;三、对母爱的极度渴望与母爱的严重缺失，种种原因使她与母亲疏离，由此造成了蚀骨的痛。
这种种关于母亲的纠结，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得到了艺术表现，小说女主角九莉甚至是以心思细腻的刻毒报复来惩罚母亲对于她的忽视。极度的恨，有时真的是源于极度的爱。张爱玲一生，除了让她“张招”、“张牵”的胡兰成，最让她受磨折也最不能令她释然的，也只有她的母亲了。如果对照中国文学中那些善良、慈祥、辛劳、无私的母亲形象，《小团圆》中的母亲的确是相当另类了，仅此一点，《小团圆》也可说是具有开拓意义了。
画家而能文者
看刘海粟回忆傅雷，两人相识于法国，1929年。那时傅雷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文学，同时也听艺术讲座，学习艺术史。两个年轻人异国相交，立刻成为知己，一同去卢浮宫观摩世界名画，去瑞士、比利时游览。在梵蒂冈大教堂，他们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那些绘制在屋顶的壁画，仰头看久了，累了，他们就索性躺在地上看;眼睛看花了，就用镜子反映下来看，完全沉迷于艺术境界中。傅雷热爱美术，也热爱音乐，在绘画、作曲、弹钢琴几方面都做过不小的努力，只是他的审美能力比创作能力高得多，总不满意自己画的画、作的曲、弹的琴，最后放弃创作转而做艺术研究，翻译，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音乐梦想就由他的儿子傅聪实现了。
拿画笔的刘海粟文笔也灵光，他回忆傅雷，徐志摩，丰子恺的文字，都使人读了如见其人。丰子恺也是能画能文之人。他的《缘缘堂随笔》与他的漫画是可以对照着看的，比如那些表现小儿女意态的散文，对照着像《瞻瞻的车》——画中一个孩子用两把大蒲扇当自行车在“骑”，像《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孩子给凳子穿上了鞋子，真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一种“互文”，相映成趣。谁说“意态由来画不成”?丰子恺漫画画得好，而题画的那一句话往往也如画龙点睛，让画意更隽永。见过丰子恺先生一幅漫画，画了一个正在咳嗽的老头儿和一对神情黯淡的男女，画的边款题曰：楼上老先生咳了一声，一对恋人就分了手。当时我正在大学里学五四时期反封建、提倡自由恋爱那一段文学史，看了这幅画，就明白了五四时期历史情形。还有一幅《最后的吻》，画穷人养不起孩子，只好忍痛送到教会育婴堂，而角落里狗妈妈在给小狗喂奶，人畜对比，真是情何以堪。丰子恺为鲁迅小说所画的插图，也是受到文学界与美术界人士赞扬的，因为理解得深，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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