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角度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政治家对于文艺的诉求的经典表达，概括言之，就是要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现实政治，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种种变型，有时是土改，有时是抗美援朝，有时是反右，有时是大跃进……文艺要及时正确地反映、宣传。同时，作为文艺政策，虽然在不同时期字句上有改动和调整，如“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主旨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文艺是服务性的，不是自发独立的，是从属于服务对象的。这是政治家对于文艺的定位。
这个定位在文人看来是降格，其实，在政治家那里却是看重文艺的作用。有学者考察，原来江西苏区是排斥文人的，因为当时打仗的主力军是工农子弟，另一方面，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也认为文化人易动摇。中共对于文人的重视起于抗战，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陈云在讲话中甚至用了“抢夺”一词来强调紧迫性，“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
大批文人奔赴延安，在他们心中，延安是自由的圣地，民主的摇篮。中共政治家张开双臂拥抱的是文化新军。在《讲话》的口头讲稿中，毛泽东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总之是招募新军。丁玲，这位昨天的“文小姐”，剪了个短发，脱下旗袍，换上灰布军衣，骑马深入前线，已然转变为今日的“武将军”。毛主席兴致勃勃填了这首《临江仙》，他所寄望于丁玲的是借重她那“纤笔一支”，抵过“毛瑟三千”，当然不是写《三八节有感》啦。丁玲的变化也确是很大的，笔下涌动革命激情，《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们生活的纪律》、《冀村一夜》，在一篇题为《政治上的准备》的文章中，她明确写道：“我们的戏剧歌咏等，只是一个工具，是船上的桨、篷、缆索而已。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南针，是舵。而政治却是战地服务团的指南针，是舵。”丁玲是自觉将文艺作为工具去为政治服务的。只是，当她从新鲜兴奋的初始观感沉潜下去，发现耀眼的光明中，亦有晦暗角落。于是笔下不尽是热情赞颂，而有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开会之于鲁迅》、《风雨中忆萧红》等低回伤感、批判讽喻之作，反映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封建意识、官僚作风、愚昧落后，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八节有感》。
在《讲话》前，延安出现批评之声，包括王实味《野百合花》等，首先引起军队将领不满，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文人)在后方吃饱了饭骂娘。后来，这些文章被国民党翻印传播，借以攻击中共和解放区。整肃思想在所难免。文化军队起了什么作用?既是军队，当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倒是扬言自己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共两党)的萧军，在延安虽然留下种种颇为耸人听闻的“故事”，跟这个打架，跟那个动刀子，却只是人际纠葛和文艺观念的争执，并没有向政治家发难，如王实味的要求平等待遇;也没能像丁玲那样深沉地写出批判性作品。也许他这个流浪汉既浮躁鲁莽，却又明白自己自由主义惯了，没有入党，因此不是整风对象，从而回避了文艺与政治的直接冲突。因此得以维持与毛主席的交情。而毛主席与萧军的私交，分寸感掌控得好，既蔼然亲切，又保持距离，既试图感化，又搁置分歧。当然作为鲁迅弟子、知名作家的身份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
既没有保护层，又以党员身份犯上，王实味成为祭品。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将政治家与艺术家并列而论，说他们各有长短。毛主席显然不这样看。一次他指着桌上的煤油灯说，我毛泽东也就是这么点特殊照顾嘛，可还有人说延安不平等。这要看谁写的东西重要了，我写的当然重要了，这盏灯就是不给你某某人用嘛。这里一点没有对于萧军的客气了。
其实，“左联”时期，周扬对鲁迅就不大客气。鲁迅与友人信中戏称周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可见他有被驱遣之感。在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中，鲁迅回答胡风关于萧军是否要加入“左联”，集中抒发了他的郁闷：“三郎(即萧军)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鲁迅怕萧军“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写不出作品了。他接着写道：“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真是大吐苦水，因为要顾全大局。
也许就是因为有这个“局”——现实政治的逼迫，政治家总觉得自己重要，所以有救亡压倒启蒙，有政治挂帅，有“遵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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