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写什么”和“怎么写”之外，还有一个“谁来写”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的胡风，尽管前置一个“革命的”定语，似乎也不配歌颂英雄，不配唱颂歌。这仿佛是贡献于神案的贡果，遭到了嫌厌。
诗人卞之琳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这位写诗好似将优雅的谜题隐藏在精致的七巧板上又闲闲地打乱了的诗人，被人指责的最大“缺点”是晦涩难懂。他的《天安门四重奏》，发表于1951年出版的《新观察》第二卷第一期，当时就受到批评。《文艺报》刊登读者来信，都是这样的题目：《不要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我们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说，作者过多地在形式上追求，将一些字句轻易省略、倒置，创造了一些不明不白的意象，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诗的主题是歌颂天安门歌颂新中国，但是整个诗篇所给予读者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以及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
写过“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以及“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的卞之琳，在这新时代里遇到新问题，他在一篇检讨中说：“我当初以为《新观察》的读众大多数也就是旧《观察》的读众，只是刊物从本质上变了，读众也从本质上改造了。我以为这些知识分子对这种写法大致还看得惯，那么只要诗中的思想性还够，多多少少会起一点好作用。现在我知道我的估计错了。《新观察》的读众面扩大了，我应该——而没有——扩大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以为一般读众，在刊物上碰到不大懂的作品，还会放过不看的。我的估计又错了。现在读众拿到一本刊物，就要篇篇认真地读起来，读得彻底，什么疑难也不肯放过的，我应该——而没有——加深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总之，我了解世界是变了，可是还没有明确的，具体的体会到变的深度，深到什么样子。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些年在教书与研究以外，太缺少了实践。”
显然他有点懵瞪，咋回事?原来也这么写，也有人看不懂，也没咋样，现在读者咋都这么认真呢?看不懂，就要求作者改变?但有一点他懂了：世界变了。
新世界需要一种确定的、明朗的美学范式，哪里要“四重奏”?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服务政治的文艺——这是《讲话》后已然明确的方向，一切诗人，不论你的来路，终究要走到这条大路上来。像田间激动的表白的那样——“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我，改造了我，使我能够在毛泽东大旗下做一名战士，使我能够在毛泽东时代做一个诗人。毛主席使我得到了一个尊贵的称号：‘战士’”——其实，全中国的诗人已变成了战士，听从指挥，步伐一致。看看斯大林逝世时，中国诗人的反映——《文艺报》刊载了田间《悼词》、冯雪峰《我们的父亲》等诗，《人民日报》悼诗阵容更大，刊有蔡其矫《在悲痛的日子里》、胡风《永远地，永远地，永远地，你活在我们的血里，你活在我们的心里!》、田间《寄到红场》、吕剑《谁说你离开了我们》、严辰《心的花圈》、王亚平《悼不朽的巨人》、力扬《高举斯大林的旗帜前进》等诗。没有一丝杂音。
歌颂毛主席的诗，自然是很多，文艺界还专门讨论过。戈壁舟诗作《咱毛主席伟大无比》，被认为是只在比喻上下功夫，缺乏较深刻的思想内容。作者主观意图是想突破一般人常用以歌颂毛主席的“灯塔”、“舵手”、“太阳”一类的比喻，寻找新的比喻，这意图是好的。但由于作者缺乏对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这一伟大事业的深刻了解，仅仅从形式上追求新鲜，结果便用了许多如“千里眼”、“顺风耳”、“菩萨”之类的不妥当的比喻。有诗人将毛主席称作“太阳的兄长”，也被认为很不妥。
歌颂的主旋律不容许有讽刺。沙鸥本来是50年代初当红诗人，一不留神写了一首讽刺诗，遭到批评。他检讨中说：“写《驴大夫》的动机是由于楼适夷同志的小孩，因为华北人民医院的疏忽而不治身死的事件所引起的，但并不是针对华北人民医院而写，我当时的企图是用那一较典型的事实来揭露官僚主义作风对革命工作的危害。”“在《驴大夫》这篇诗中存在着的主要缺点有两个：即是政策观点错乱与立场不稳……”一顿检讨。
在诗人们积极蜕变的同时，具有天然先进性的工农兵诗人受到表彰。当时出了一位农民诗人王老九，据《人民日报》报道，他的诗传遍了陕西农村。有个农村读报组，每见报上有王老九的快板诗时，组员们非叫念两三遍不可。为了学文化、学政策(过去多少识下几个字)，王老九专门买了一副老花眼镜，每天歇晌、睡觉前总要看书读报，几十年没有握过笔的手又重新练习写字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位种着30亩地的老人，守灯熬夜，费尽思索，编出了二十八篇歌颂新社会新人物的快板诗。这些作品都紧紧地配合着当前每一个重大运动。当国家号召农民储棉售棉的时候，他就及时地编出了《老张爱国卖棉花》，当庄稼青黄不接，需要展开自由借贷生产自救的时候，他又编出了《渡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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