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短文题目叫做《立论》，收在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野草》里。这本捏在手中薄薄的小册子，读着读着往往沉重起来，有时令人起坐不安，有时令人颓唐到极点、绝望到极点，有时令人兴起一种拔剑四顾、心绪难平的激越……
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说真话而遭打的人。不是吗?想想看，当孩子们开始大背《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当大人们熨帖地喝着于丹女士煲制的“心灵鸡汤”时，突然听到他在一旁呼喊：
在中国写满“仁义道德”的古经卷册中，字里行间闪着“吃人”二字!
中国历史是排着吃人的华宴的历史。
中国的路上，挤满了爬和撞的人们。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自古有两种：一、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前一种就是百姓要念阿弥陀佛的盛世了……
这是多么煞风景啊!简直是捣乱!可恶之极!
他的书被禁于民国时期，文章有时被删得仿佛作者得了错乱病，传他得了大脑炎、被流弹炮火击中之类谣言此起彼伏……他曾愤激地说，败坏普罗米修斯不必让老鹰啄食他的心，只让些蚊子、苍蝇、跳蚤去吸他的血，在他头上拉屎，臭他、埋汰他，就足以让英雄死得不明不白地难堪了。然而他说，有缺点的战士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仍是苍蝇。他执着，变换种种笔名，写他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将密不透风的铁罐子捅个窟窿，让压抑的中国人透一口气。
他生前就有数不清的论敌，其中不乏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各色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他们穿着的好看的外套上，绣着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们有的本是官家鹰犬，有的却是政府的帮闲，也有官家、百姓两面讨好的“二丑”，有为虎作伥借以得一点利的高等华人，也有吃过洋面包、臭起司而发昏地主张“费厄泼赖”的“海龟”，也有借向他寻衅而期待被一骂成名的文坛混混——翻翻《鲁迅全集》，这样的人物还真的得计，其实他们远不是够分量的对手，若不是被鲁迅骂在他的雄文里，谁会记得他们?鲁迅骂人无数，却坦然说，其中没有一个是他的私敌。
然而关于他的刻薄、偏激、褊狭、睚眦必报、好斗、刀笔吏这些恶名，即使在他死后，即使现在，也始终如苍蝇的营营嗡嗡，败坏他的声誉。但无数哀告无门、无刀无笔的人，却从他的“呐喊”乃至他的“彷徨”中感到心意相通的温暖，勇气和力量。
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首先在于他的真。他呼吁人们“睁了眼看”，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善于掀开各式各样光鲜的“瞒”与“骗”、让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
他的“真”洞穿过去与现在，直向我们发问：你如何“立论”。
二
我有时会细细端详鲁迅的照片，一张一张，单人的，合影的。他沉静，严肃，与人有距离感，望人的眼神的确有怀疑的神色。和他同时代、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形容他的面色常常是灰黄的。
他对于国与国人是有过深深的绝望的。那样深刻的洞察力，在那样黑暗的时刻，必定有深深的绝望;那样热情的呐喊呼号，遇到冷冰冰的现实，必定有深深的绝望。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在他的小说《药》中，革命先驱者牺牲的血，被愚昧民众蘸了馒头去医治儿子的病。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惨烈。
最让他痛恨的国人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都在描写中的如鸭一般抻长脖颈、长大嘴巴的“看客”的呆傻相上曝光、显影，并且他预言，这样的国民终将被人“倒提”着、如鸡鸭般被屠戮。
事实上他对于国人的更深的绝望，源于他对中国古文明有这样的惊疑：没有吃过人的人，还有没有?同时使他伤感的，更有同一战壕的人莫名的打击，他不得不一面小心这样的冷箭而侧身迎敌，一面哑子吃黄连，苦楚不能说。
更多的时候，他解剖自己，诊断自己是“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有时“峻急”，有时“颓唐”。于是他开出了看上去颇为偏激的药方，号召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外国书——因为中国书读了让人麻醉，是僵尸的乐观，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绝望的时候，他曾耽于酒，麻醉自己。他甚至想一切丢开，只管自己度日，不再苦苦工作，攒几文钱，让自己闲适起来，随便玩玩。这些颓唐的情绪、激愤的话，都写在给至亲爱人许广平的情书中，无须隐晦。
他不是没有条件过那样生活。以他的文名与声望，他可以在政府中谋一官位，他也曾在民国初年做过官，任教育部佥事，主管文化工作，他勤于任事，亦有所作为。因此走这条路也算得上轻车熟路。当时，他的浙籍先贤蔡元培一直做着民国的官，他的老友陈仪还是蒋介石器重的军界要人，他的学生李秉中参加过北伐、也在国民党中，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始终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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