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弯着腰看桌上一个塑像。凑过去看，是他的半身像，雕塑家刚刚给他送来的。他端详、审视他自己的雕像，神情有点兴奋也有点赧然，问我：像吗?
像与不像，牛汉先生已然是文学史上人物，出版史上人物，当代史上人物。
这个生命如此丰富、宽广——他接受五四民主、科学精神滋养与启迪，投身抗日斗争，亲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国大典前夕，他奉命打扫天安门城楼，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亲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没料到，千年封建遗毒远比天安门城楼要难清扫得多。他罹冤狱、熬过漫长的贱民生涯，因此更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政治，更迫切、更积极地投入工作，直面历史黑暗，不妥协、不通融、不含糊。他的骨头是硬的。他的血是热的。
三
他是著名诗人，任时间淘洗，中国诗歌史上也会留下他的诗篇。还有他的散文，他晚年的创制，绝不同于一般老文人因为精力不济写不动小说、诗歌才转而散文。《滹沱河和我》、《童年牧歌》集中，几乎篇篇是精品，美文。
他的散文情感深挚动人。那些乡村人物——祖母，父亲，母亲，宝大娘，秃手伯，小栽根儿，王恒德……在他的描摹中各自生动、焕发着人性光芒。他的温热的笔触，细致地抚过故乡的绵绵土、甜根苗、石头、高粱、灯笼红、枣，还有风筝，柳笛，海琴以及钟声……于是他的故乡就诗意地栖居在他的散文中，被读者细细阅读、沉醉其中并勾起他们悠远的乡愁。他的散文将童年和故乡点化成艺术境界，如同鲁迅的绍兴、郁达夫的江南、徐志摩的康桥、沈从文的湘西、丰子恺的缘缘堂那样的。
牛汉散文写乡土、接地气，却不土气，精神和语词都是现代的、诗性的。他并不刻意追求所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没有士大夫气，也没有学究气，却明显见出他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和修养。
他小时喜欢用黏土捏塑人像、动物，发现一脉深红色黏土，就带着镐头去挖，装了满满一篮子，“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他散文的语言就是如此质朴优美，随时令人惊艳!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这样的作家通常被称为“文体家”。被称为“文体家”的作家不多，但我觉得他算得上一个。
牛汉的诗名太响，多少遮蔽了他的散文成就。须知牛汉是诗人，同时也是可以与现、当代那些著名散文家站在一个行列中的散文大家。不信你读。
四
他的生命的光华闪耀在他的诗文里，也投射到编辑工作中。
1953年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深得冯雪峰社长器重。雪峰带着他去文化部开会，周扬来了，雪峰就走，大衣都忘了拿。会后，周扬就故意大声说：牛汉，别忘了把雪峰的大衣带回去。
“文革”前，尽管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左”，牛汉还是编出《艾青诗选》、《殷夫诗选》等书，《保卫延安》也是雪峰交给他担任责编。而“文革”后，他办了两个著名期刊：《新文学史料》，《中国》(协助丁玲办《中国》，任执行副主编)。
“文革”后在出版社他与聂绀弩比较亲近，他称呼他“老聂”，老聂则率意地称他“牛兄”，“老牛”、“小牛”、“大牛”。老聂晚年对牛汉说：算一算，当年鲁迅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成了“胡风分子”和“右派”!
办《新文学史料》即是对历史的探寻。《新文学史料》自1978年筹办至今，从组稿编辑，到1983年至1997年任主编，1998年后担任顾问，牛汉先生始终在这里。经他组稿发表的作家回忆文章太多了，萧军、沈从文、叶圣陶、丁玲、施蛰存、赵家璧、卞之琳、周扬、夏衍、赵清阁……整个新文学史上的作家，那时健在的，几乎都在刊物上发过文章，真是星光灿烂。胡风还没有彻底平反，《新文学史料》就敢于发表他的带有抗辩色彩的文章;正视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是这个刊物的宗旨;它不仅刊发左翼作家文章，也兼收并包刊登当时被认为是立场偏右的、甚至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史料，没有门户之见，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完整全面地展现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丰富多元的生态体系。正因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新文学史料》为经过“文革”摧残凋敝的中国文学沟通久已湮没的新文学源流、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尽了力、发挥了作用的。也因此，这本刊物至今仍是深受作家、读者喜爱的名牌期刊。可以说，牛汉先生塑造了《新文学史料》的品质：深沉，质朴，大气，敢于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
曾有幸跟随牛汉先生到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家里组稿，看他弯下高大身躯，蹲在端木先生的身旁，说，写写回忆录吧，写写萧红吧;也曾反复琢磨过他写给女作家赵清阁的约稿信，那么恳挚，那么得体，透着对她的了解，约稿也是一种艺术啊。近些年来我主持《新文学史料》工作，更是得到他指点和鼓励，特别是他对于大是大非问题的毫不含糊的态度，他对于文学史上作家的臧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困惑时向他求教，软弱时从他汲取一点力量。现在，大树倒下了。我痛感失去庇护和依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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