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之外，黄药眠也渐渐看出一些名堂。创造社原班底都是留日的，而且还都是东京帝大的，对于日本其他大学的有点瞧不起。比如郑伯奇、穆木天等京都帝大生，在创造社里属于次要人物。至于西洋留学生，如果文学主张相同，也可以适当引为羽翼。而国内大学毕业生，则一律被看成“小孩子”。那个又会画、又会写的倪贻德，就愤而发誓：再也不当这个“小孩子”了!一跺脚去东京了。黄药眠和几个小伙计也议论老作家：郑伯奇并没有读许多书;蒋光慈小说人物扁平，没有立体感;郭沫若有才气，但对下一代的发展和培养却不很关心……
黄药眠这一代登上历史舞台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时又一批留日生，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等，回国了，大搞普罗文学，创作社向左转向，黄药眠也跟着转了。其时，世界范围内的“红色30年代”成为新的时代风潮。1928年黄药眠入党。开始是参加学习讨论。他记得讨论过当时中东铁路由国民党收回国有、是该反对还是支持的问题，陈独秀“托派”问题等。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所以会议就由工人阶级来主持，那是创造社出版部新来的一个售货员，当然省委还是要派人指导的。有时会议就在虹口公园草地上举行，先痛骂蒋介石，然后每个人汇报情况，外人看过来以为是游园活动。
新一代上台总是要挑战旧权威，创造社二代挑战鲁迅，指他为“封建余孽”，是应该被超越、被打倒的障碍物。这一顿批，逼得鲁迅去学习唯物主义，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过时了。“左”得激进。到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更是“左”得盲动起来，大搞飞行集会。看当时人回忆，这飞行集会很像今天的“快闪”——约好时间，三三两两来到指定地点，时间一到，燃放鞭炮为号令，大家聚到一起，喊口号、散发传单，用砖头砸破公共汽车玻璃，几分钟后租界里的巡捕、印度红头阿三闻风赶来捉，大家就迅速散了。当时蒋光慈已改名“蒋光赤”以显示其革命颜色，飞行集会时，他穿着西装，带着漂亮姑娘，一旦巡捕来了，他就和姑娘溜进咖啡馆，巡捕自然抓不到。还有杜国庠老先生，在潮汕一带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寇”之一，被悬赏一万买他的头，好不容易逃到香港，才转来上海，就被分配去发传单。他眼睛不好，腿脚也不灵便，只好深夜出动，在僻静小巷往人家门上贴传单。被人发现，就跌跌撞撞逃走。
立三路线下，组织损失三分之二以上。黄药眠所在小组，八个人就有五人被捕。他们基层支部向上反映，认为这样做法不对，特别是有公开职业的党员暴露了之后就难以立足，反而失去了宣传阵地。结果被批评为“充分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怕事、怕死的劣根性”，蒋光赤干脆被开除出党。那时一个季度总要搞一两次飞行集会。女作家丁玲是不愿参加这类活动的，她要在家里写作，但她的丈夫、诗人胡也频积极投身其中，后不幸被捕，是“左联五烈士”之一，与鲁迅喜爱的《二月》(解放后拍成电影《早春二月》)的作者柔石一道，血洒龙华。鲁迅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著名诗句，亦感兴于这件文坛惨祸。当时李立三还曾秘密约见鲁迅，亲自鼓动鲁迅公开站出来表态。鲁迅不以为然，嗯嗯啊啊过去。鲁迅主张堑壕战，《三国》里许褚式的袒胸迎敌中箭，他不以为那是勇敢。
飞行集会搞多了，革命效果却不大，开始发传单还有人接过来看，后来路人就不接、也不敢看了。白色恐怖严重。
“左联”负责人、职业革命家周扬切实承受着白色恐怖的压力。一天，夏衍来通风报信，田汉被捕了。夏衍是去田汉家时发现的。当时他正一脚踏上楼梯，房东家的保姆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立即意识到，当时暗探还埋伏在楼上，他马上跑走才脱险。但是左联文委第二天早晨就要在阿英家里开会，阿英家有没有事?其他同志情况如何，都不知道。周扬与夏衍商量，派周扬的爱人苏灵扬前去打探，因为女孩子不会引起密探注意。苏灵扬回忆，那是早春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马路上静悄悄的几乎没有路人，她撑着伞，在阿英住的弄堂对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弄堂口没有进出的人，寂静异常。观察了足足两小时，她不敢再逗留。回到家，下午夏衍就带来更坏的消息，除了田汉、阳翰生，朱镜我、许涤新等同志也同时被捕了，阿英逃脱了，但阿英的老父亲被抓走了。她和周扬当即离开家，身上只有四角钱，因情况不明，也不敢找同志借钱，只好在一家小旅馆斜顶楼梯间的一张单人床上过了一夜。“彻夜的胡琴声和下流的笑谑声，至今犹在耳际，我看周扬倒无所谓，照样睡得着，可是对一个离开大学宿舍不满一年的我来说，真是感到又惊异又屈辱。”许多年后，已经是标准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苏灵扬如是回忆她的青春。
苏灵扬是在光华大学参加“左联”的。一次，“左联”领导人周扬到光华参加活动，初次见到苏灵扬。当时，苏灵扬感觉周扬认真地注视了她一眼，后来就常来光华找她。年轻的革命家自有浪漫情怀。当时追求苏灵扬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富家子弟。但动荡、清贫、危险、神秘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更有魅力，何况周扬还是英气逼人的美男子。地下工作者陪同密丝看电影也是玩心跳，要等电影开演后才入场，放映结束前退场，而且周用帽子遮住了半张脸。苏灵扬也曾奉命去内山书店，陪着鲁迅走到指定的咖啡馆，与等在那里的周扬秘密见面。这就是鲁迅文章提到的“革命咖啡馆”吧。那时在上海的革命者，确是西服革履，常出入咖啡馆，接头、密谈、传递消息。上海的革命也透出上海的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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