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述诸有力的、决定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汇入了同一条道路之时，当激情开始要体现为行动的时代将其曙光投入人们的眼帘之时，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是：那些为这些曙光而欢呼并将欣喜地加快这个美好时代到来的国家应支持怎样的当前政策？《北美评论》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登载的卡耐基先生、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文章表明并没有太多人寻求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尽管我象其他一些人那样希望看到英美两国在海洋或其他方面形成一个同盟，但当前的形势使我不能设想这点。我宁愿说：让每个国家受到更多的教诲，认识到自己的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吧。如果这点做到了，它们利益的一致将变得一目了然。在没有“经验”这位伟大老师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感不可能牢牢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而经验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发生随着那并不遥远的时代而来的事实。在这个时代中，美国人民必须再次致力于向海洋迈进，对外大展鸿图，如同他们在故土和新的家园上的先辈所做的那样。
但是还有着其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每一个国家适当的活动领域，对于就对热诚合作之实现至关重要的地方达成一致，双方目前还可能产出疑问；使这种情形更显突出的是，只要美国自己还是不愿意通过创建一支足以依赖的力量来保证有关地区的安全，就不能合理地期望英国会相信我们具备缔结同盟的条件，或在对其海上权力至关重要的地方向我们作出让步。正因为在调整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过程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可以此过程为基础，一定数量的摩擦可能出现，所以我不会主张在时机不成熟之时为建立同盟而努力，这种实现所希望的目标的举措是强人所难的，而且甚至可能令人着急上火。我宁愿一贯地强调双方在天性和周围环境方面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它们表明了共同的血缘，预示了共同的命运。将这种思考的种子植于土壤之中，它会发芽、生长：先出现叶片，然后是穗儿，接着结出丰满的果实，这时你就可以用你的镰刀收割你的政治成果了。不过现在它显然尚不成熟。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如同缓渐的自然过程，情感就被揉合进了国家的躯体之中，萨姆特港的国旗受到轰击，我国内战爆发之时北方的一跃而起证明了这点。当时的情形表明了对于联邦和国旗的挚爱如何深深地浸润进了大众的心灵中。这种挚爱为对信念的长期的执着，为无数的七月四日演说所培育。这些演说常常无疑是虚夸的，有时还可能是滑稽的，但在北方各州都被笼罩在战火之下的时候，蕴于其中的生命力及其压倒一切的作用就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在南方，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州应成为个人绝对的效忠对象的一贯强调如何牢牢地、难以抗拒地抓住了南方儿女的心。在那时，还有什么纸面上的协议、条约或同盟能被运用来将思想已游离得如此之远、利益是如此相对立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呢？
尽管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真诚地携手合作有利于这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我还是同样地相信不仅应该希冀而且应该平静地等待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创造这种真挚友情所依凭发育的条件。所有人都熟悉“驱动过程”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被催促向前的；只有当作物从它们沐浴于其中的阳光和空气那儿慢慢地吸收了有益的影响时，它们才能茁壮、协调地生长。过度的想象能将一个过程驱进多远？你打算急风暴雨般地予以占据的思想会出现怎样的必然反弹？卡耐基先生的《向前看》一文和乔治·克拉克爵士这位英美同盟----在我看来是理性的而非仓促的意义上的同盟----的热情支持者对所表示出的疑义给予了令人愉快的说明。英国这么一个有着充满光荣与艰辛的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尚没有做好准备以向着和美国的再次联合迈出不同寻常的一步，却突然碰到了这么一幅最终图景：其中的情形我不会说不可能出现，但肯定会使英国许多在多个世纪中辛勤得来的成就付之东流。分裂、国家认同感的消失、制度的甚为剧烈的改变、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向一个大联邦下属部分的地位的沦落，这些也许就是英国在遥远未来的命运。我确信，假如我是一个英国公民，这种前景不会在今天吸引我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挪进一寸。无疑，这张在所有鸟的视野中张开的网一无所用。
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待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贴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我们已往的政治史中的这种信念：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我们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甚至对当前而言----更不用说对于如此之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预言家的解读的未来、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如果它只是一种偏见，就必须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它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1861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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