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识到情形的本质不同。即使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基于这样的简单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就是说，当要达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伤害十分不成比例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不会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未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文明的海上战争中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陆地上，规则根本不是不变的，当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破坏符合某个敌国的意图时，它也就不受考虑了。一个跋涉于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声称他的短棒有着文明赋予财产的全部神圣；但是，如他用棒子打破邻居的头，上述的对于他的财产的尊重也就转瞬消失了。今天，运行于海洋之上的私人财产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参与增进了它所属的那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一旦这个国家进入了战争，它的运行于海洋之上的所谓的私人财产就加强了这个国家战时的财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在今天的熟悉战事的人中，大多数都熟知陆军对于交通联络的依赖。我们也知道，威胁或打击一支军队的交通线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战略安排之一。为什么？因为一旦和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一支部队就会衰竭而亡；而一旦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不管在什么不利的形势下它都必须一拼。这样，海洋商业对于一个海洋国家的力量同样有着一支陆军的交通对于这支部队所具有的营养功能难道不是再清晰不过的吗？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商业能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在所建议的用途之外，海军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用途了，比如说炮击港口城镇----这既较残酷也欠科学。封锁----如内战中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显然只是商业破坏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它的成果会是多么巨大！
只是在怯懦地小打小闹、止步不前，商业破坏方针才可能遭致由行动不当引起的指责，而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控制海洋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致胜之道。另外，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如同两个交战国同意保证敌对国的贸易不受侵犯，两支交锋的陆军也可以就相互尊重对方的交通线达成一致。
6·未来和美国海军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
美国海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应该根据更现代一些的设计从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这件事实而言，它不应招致议论或引发关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方向或行动范围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需要或应该需要一支海军，无疑在1883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内战幸存者----退出各个序列，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毁，并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再也无法胜任的任务的其他舰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对于完全适合要由军舰去干的工作的工具的紧迫需要，在海军的重建后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么深奥的原因。如果不想让我国的舰队仅仅成为无甚用处的海军花架子，一个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草人，这件事情就必须去做。不过，在海军重建的同时，这个新军种的发展已吸引了一些关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闻贩子和记者的贪婪的好奇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的一部分体现的是无遮无掩的厌烦和敌对，另外一些则带着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显示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军的出现和我们正走进的这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如果有着这种耦合，它体现的就不仅是某种明确的意图，也有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海权----就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将和这种变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海权将成为那些不再主要是国内性质、更包纳着关系到各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广泛利益的活动的主要特征之本身，而不仅仅是其原因或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分化出了对立的认识。那些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局限于我们自己疆界之内、不愿承认形势可能促使我们在边境之外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带着厌恶和怀疑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其存在表明，国家有着国际责任和国际权利，而且必然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时代的国家更能够逃避的复杂的国际局势。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时代的环境和特征，以及其他国家如此积极和广泛地从事的海外活动，觉得美国人可以介入那些争论之中----不是那类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发了严重冲突的争论，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关于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或许可以被相当长久地宣讲。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张面临的尴尬。它们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中一些程式的传统上的恪守，这些程式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归纳它们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主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多变的情势，它们不可能得到不变的信守，除非它们体现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政策，而是永恒的正义法则。只要达至理想的正义状态的道路不是一直那么平坦或切实可行，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和两害相全取其轻的选择就会随时地左右人们。和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有时也的确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出现这样一些争端：对于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必须诉诸于强力这个对国内社会的安全的意义更甚于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才华全面的华盛顿在他的年代极其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杰斐逊则不愿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应该有海军是杰斐逊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它产生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因素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过分恐惧。尽管他的身上也充满着对兼并领土的热情----这支配着他的许多政治行为，但他为美国的地理扩张定下的限度是它应不致于使拥有一支海军成为必要。不过命运----就象杰斐逊当政经历的其他方面那样有着讽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认，除非执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则就必须为了对付国际上的错综复杂而在海洋那头获取领土。这种复杂或许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可用来加强美国主张的份量，促使对手对自己的失策和美国指出的它的不当之处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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