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在柯尔伯特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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