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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 _[美]A·T马汉【完结】(82)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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