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所有欧洲大国以及美国和日本都同样关注着中国，当前形势的紧迫十分明显并且限制了列强为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然而依然一清二楚的是，一直为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有些偏离。在本质上，局势并无什么决定性变化。北京政府的暴行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受的不幸 [ 译者注：指义和团运动。 ] 只不过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显露了潜伏在表层之下但为人所知的可能。更无可置疑的是东方无论就国家还是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变化。今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千年以前也可能在东方发生，因为东方一直止步不前。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将人人潜藏的残忍之性暴露于世。不过，和五百年以前相比，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更不会得到宽谅，也不可能是属于政府以及我们社会中更具理性的部分的行为。它们更多地是包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即使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不完全罕见；不过，和古旧的、停滞的亚洲相比，这种漠视在这些地区的分布要窄得多，也没有成为自政府以下的整个社会的普遍氛围。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了某些事件并对各国的行为产生了暂时影响，决定着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中国之外的从东到西的全球范围之内的状况。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采取这些行动之时，为通过实施正义的惩罚来达到当前紧急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各国中止了利益竞争，并用共同的方针遮掩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这些成为过去，各国又肯定不会对那些原先被更急迫的局势所取代，而今又继续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各国不无裨益的是不忘记过去的经历，显然它有力地教导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各国已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一致与冲突并存。这一致性就体现在各国需要把亚洲国家纳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诉诸于外部的锁链，而是通过内部的进步。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个设想完全具有切实保护各国利益的意义。它所针对的是遥远的未来，其目标不是一个幻梦，而是和一个不断地因具体事态而调整的一般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不仅体会到了，而且最近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以下两个相互补充、但表面上看来又相互矛盾的两个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独立。这和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满腔同情和必要的积极帮助，而不是无道理的干涉来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改造并重新规定他们国家的生存状况。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内容的声明颇具意义，因为尽管该声明无疑针对了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不干涉中国的态度。该态度是对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普遍倾向的强调，不过根据近来的新情况对其作出了具体的职责和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可以看到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良好结合。后者使前者能够充分考虑到当务之急，并为它们所修正。这就象在前方出现一个未经标记的浅滩时，水手转舵绕其而行；等到看见了深水区时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复航向。
上述这些表明了美国的领导者的英明才智，从而使我们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对于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们行动的最终认定者的普通大众来说，仍有必要对近来动荡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别关注。通过考察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它们给予了我们什么机会并从而赋予了什么任务。我们需要履行这些责任，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我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之时不可能无视人民的普遍意愿；而如果这些意愿和现实情形紧密相连，领导者就必须努力如实地了解现实；并根据种种表现估测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是观察现实，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论。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知识和实际结论规定了国家决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这些，国家的举措也就有了保障，也就可以放心地让政府去处理日常事务，而一个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将无比强大。包括我们在内的一般大众常常被人抱怨反复无常，不过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就变幻不定，而是因为现实常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使人有着不断变化的认识和心绪。对此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努力的思考以切实地认识现实。
那么这些现实总而言之又是什么呢？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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