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重新组成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的承诺很明确，但追溯一下共产党含糊不清的历史，就会发现漏洞。如果只是解释而不是歪曲的话，列宁的立场是，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权利决定，进一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说话。
这一公式就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在合适的时候摆出解放者的姿态（即当其他人尚处在政治统治地位时），而当自己已强大到足以占主导地位时就否定独立。当“民族解放”运动的对手是“帝国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政府”时，他们要求独立就会被视为是正确的，值得大家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民族领导人要求与一个共产党国家享有同等待遇时，这只能证明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说话，因而他们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他们本身也应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消灭。
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之前或刚刚夺得权力的时候，在共产党人中间进行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辩论，只是就这一问题的形式，而非本质加以辩论。列宁强调脱离权的宣传价值，坚持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斯大林愿意更直截了当，在讨论列宁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提出的“警告”时，斯大林指出：
有时自决权与另一更高的权利——工人阶级巩固其权力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含糊——自决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权利的障碍。
当各国开始脱离分崩离析的俄罗斯帝国时，这一“逻辑”即被付诸实施。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任何谋求独立的企图都会被武力粉碎。
夺权之后仅仅几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将在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觊觎别国领土时同该国打交道的惯用手法。这一策略的做法是：先为军事干涉制造一个借口，最早的例子是，他们向乌克兰议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俄罗斯红军自由通过乌克兰领土去镇压哥萨克人的起义。当乌克兰议会拒绝时，他们便借机入侵乌克兰，并于1917年底在哈尔科夫成立了由俄罗斯人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同一周，俄罗斯红军又以武力推翻了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民议会。
1918年1月，红军占领了位于伏尔加河以东、曾是土耳其分离主义运动中心的奥伦堡，解散了哈萨克和巴什基尔国民议会。2月，受布尔什维克支配的塔什干苏维埃派俄罗斯军队向南扫荡了突厥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浩罕，然后将那些来不及逃走的穆斯林全部杀害，放火焚烧了这座古城。
然而，布尔什维克武力镇压的能力开始受到严重限制。为了结束同德国的战争，列宁被迫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停止向西扩张领土。与此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也在升级，特别是在边界地区。
布尔什维克的反应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独立的“民族一共产主“义”体制。如果当地共产党力量薄弱，难以控制局势，就让他们同当地民族政府签订条约。这一手法使得布尔什维克成为民族独立的斗士，从而分化了敌人，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就视这一政策为权宜之计。
在这些短命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中，最为短命的要数白俄罗斯。它成立于1917年12月，但在1918年1月中旬，莫斯科共产党官员就决定将它与俄罗斯苏维埃合并，命令下达给白俄罗斯的“同志们”，要他们在预定于2月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开始合并进程。起初，白俄罗斯人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们仍要确保这种虚构的“国家结构”独立不致扩展到已握有政治大权的共产党体系内。1918年3月，俄罗斯共产党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俄罗斯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的所有决议无条件地约束党的所有成员，而不考虑其民族成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党的地区委员会权力，完全隶属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由此可见，直到1991年它崩溃之时，苏联帝国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准则是，外表上是一个国家“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1989年，这一准则曹受到挑战，但共产党领导人不愿作出改变，从而导致成立一个自愿性联邦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
在1918年和1919年，乌克兰曾是一场错综复杂斗争的场所。它有一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了几个月，后被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拉达夺回。拉达包括两个不同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另一方是安东·邓尼金将军率领的俄罗斯白军。当战斗结束时，红军成了胜利者，并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列宁迫使两个政党合并，而且，最初乌克兰的共产党还要受“全国共产主义者”支配。
不过，全国共产主义者尚未强大到在所有地区组成政府。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就成功地维护了独立，尽管四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曾为并入苏联而战斗。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占领这几个国家，当这一态势明朗之后，莫斯科便正式承认了它们的独立，于是，芬兰于1918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于1920年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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