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电视一频道晚间新闻联播向全苏联播放了波兰赴卡廷悼亡团的场景、纪念碑上的修正字样的特写镜头以及对布热津斯基和我的采访。几周后，苏联政府发表公告，承认斯大林和内务委员会应对当时的暴行负责。
我一直不明白，苏联当局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承认斯大林的罪行符合他们的利益。很显然，其体制中的权力机关仍在企图掩盖真相。1992年，我找到了答案。为写这本书，我重访莫斯科去采访一些官员，并同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约见晤谈。约定的时间已到，一位助手来到前厅通知我会见晚些时候开始。主要由受害者亲属组成的一个波兰代表团当时正在与鲁茨科伊会谈，而且会谈超过了预定时间。
15分钟后，波兰人走了出来，我们一行人被引到鲁茨科伊的办公室。鲁茨科伊是职业军人，他似乎还没有从刚才会见的震动中恢复过来。“那些家属们希望得到一些既简单又合情合理的东西。”他不问自答，“而且他们有权提出这些要求。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问他，他本人究竟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波兰亲属希望把遗骨挖出来，可能的话做一下辨认，然后再适当地重新安葬，而此事正在办理。但是，他们还要求从克格勃档案中了解有关暴行的全部事实真相。他正是怀疑是否能做得到这一点。我问为什么这会成为问题。
他解释道：“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罪时效的法令。参加那场屠杀的人依然在世。叶利钦总统和我都一再做出努力，想获得全部文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在努力。但正是‘机关’不愿透露消息。他们想保护他们自己，其他则不会考虑。我们将继续努力，但我怀疑全部资料是否还会重见天日。”
克格勃，国中之国。尽管其前任领导已经蒙受耻辱，解甲归田，组织也已改组成俄罗斯安全部，但它依然如此。1989年，官方之所以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想必一定是迫于来自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巨大压力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卡廷森林大屠杀只是官方对过去罪行所作证实的一系列事件：之一。圣诞前夜，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宣布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秘密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就在法律上无效。在此之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曾递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证实西方联盟在德国发现的协议文件是真本，不过俄文原件尚未找到。
并不是所有公开的罪行都发生于斯大林时期：人民代表大会还调查了4月份在第比利斯对示威者的大屠杀，并在12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使用武力，下令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但许多人认为其调查报告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报告似乎显示出苏联军方隐瞒了究竟是谁对动用武力的决定负责的信息。因此，这一立法调查在开创了一个有益的先例的同时，也表明其调查委员会尚缺乏从一个不愿配合的官僚机构那里取证的适当权力。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揭露，对共产党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甚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表明苏共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隐瞒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事实真相的活动。1989年显示放射级别的精确地图首次发行。从中可看出，住在某些受辐射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既没有得到疏散，甚至也没有得到警示。事实上，以前作为民防计划组成部分而发放的放射线测量仪反而被收回，以防止当地居民测出日益升高的放射级别。
对许多人来说，1989年是改变对现存制度态度的转折点。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一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
乌克兰宣布独立以后，我曾问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总统是何时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变为认定乌克兰必须独立的。他回答说：“是在1989年。”他接着解释道，尽管过去他对存在的弊病和暴行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在1989年以前一直未见到真凭实据。1989年的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这一信念：唯有独立，未来他的国家才能免遭此类劫难。
叶戈尔·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
戈尔巴乔夫的战略
从1988年春天起，我一直坚信，戈尔巴乔夫是在认真追求苏联的政治改革，而这就需要其做出真诚的努力来协调与西方的关系。从那时起，事态的发展也强化了我的这一信念。我也完全清楚，他在共产党内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可以肯定，虽然这一反对势力多数时间处在被动状态，但现在正开始越来越公开地唱反调。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一股更加紧密的反改革势力的前景有可能成为真实的现实。按我的理解，如果不能打破党机器的控制，改革计划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认识到，如不打破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束缚，其改革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他仍在夸夸其谈，似乎他能把党变成改革的守护神。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赢得时间而做表面文章呢还是出于真心。如果他真的相信共产党能够创造民主制度，改革将无从谈起。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