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纽约时报》记者比尔·凯勒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耍弄了同样的政治花招：
现在戈尔巴乔夫先生，政治家中的胡迪尼，再次稳坐钓鱼台，准备他的下一任执政。他闯过了立陶宛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可怕的麻烦，又一次混淆了受骗的旁观者的视听，这些旁观者相信，每次主人都会被套上枷锁，丢到河中，他们正冷眼观察他最后的花招。
共产党独裁的终结
1989年12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甚至拒绝讨论改革派要求修订宪法第六条的建议，该条款为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提供了法律基础。发生争论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因这个问题攻击安德烈·萨哈罗夫，并拒绝给他发言权。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如此坚决地反对这个建议？当我同亲近戈尔巴乔夫的人，诸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所得到的答复是“时机不对”，或者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党制，只要看一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后来我才得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在1989年时曾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戈尔巴乔夫在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萨哈罗夫以及其他改革派的粗暴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为一个他反对的东西而辩护的缘故。他可能知道要求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那些人是对的，但是他对这些人在公开场合向他提出这一建议不满意，他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而必须反对这种建议。那场激烈的争论过后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可能已有所变化。在他访问立陶宛期间，当有人提及宪法第六条时，他暗示不会再维护宪法第六条。“我认为多党体制并不是坏事..只要它作为正常的历史过程出现并且满足社会的需要”。莫斯科的政治观察家们把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声明解释为一种试探性的气球，赞成结束共产党独裁专政的情绪显然正在酝酿中。
2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编辑伊万·拉普季夫。拉普季夫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非常接近。但是，他能比政府官员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每个问题都能从他那里得到详尽而迅速的答复，他的讲话速度快并且常有省略，这要求我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免遗漏任何一个重要的字。以前，我曾听人说他讲的东西很有价值；他的观点和预测往往异常准确。
当我问及有关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他说在召开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时将删除这一条款。他坚决主张建立法治；同时认为除非剥夺共产党凌驾于普通政府部门之上的权力，否则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正如他所指出的，习惯于控制其他三个政府部门的“第四个政府部门”必须转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
拉普季夫还说他赞成实行总统制，这样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更有自主性，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行政控制也将被打破。赞成实行总统制还有其他一些人，诸如费德罗·布尔拉茨基，他是赫鲁晓夫的演讲稿撰写人，现是《文学报》编辑，这是一份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周报。但是，戈尔巴乔夫直到1989年秋还反对这种主张，指出总统制会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直到2月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时才最后摊牌。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理由是确定下一届党代会召开的日期和通过一项提交党代会讨论的计划草案。只有党代会有权改变共产党的体制，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要在下届党代会之前贯彻他心目中的改革。1988年，党的全体会议提出一些激进的解决办法并引起了一些人事变动，但是没有改变共产党的组织和使命。党章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说不能多开几次全体会议。然而，党内“保守派”清楚他们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可能失败，因此，他们反对在规定召开党代会的时间之前，也就是在1991年的2月或3月之前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
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不顾反对派的反对，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党代会提前六个月召开。现在是决定党代会研究什么问题的时候了。主要问题有：共产党是否应该放弃它一党专政（宪法第六条）；它的“统治机关”是否应该重新组织和调整；联邦体制是否可行；总统制是否应该在国家的体制中采用。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是私有财产问题：能否允许个人拥有土地以及诸如商店和工厂这些生产性资产？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共产党本身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性，并正式提出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正如他所指出的：“在一个正在更新的社会中，共产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的组织力量才可以存在并履行它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意味着它的地位不应该由宪法条款来确立。”他没有强调党内人士提出的建立总统制的建议，但是这一点在打印好并分发给代表们的有关共产党改革的方案中有详细的说明。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没有经过公众的广泛讨论而突然提出了一个主要提案，不给反对派以有组织反抗的时间，希望能够强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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